完善合作机制
良好的机制是文化金融合作长效发展的保障
《实施意见》明确指出,上海将建立市委宣传部、市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文广影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文创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银监局、上海证监局、上海保监局等部门参与的文化金融合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掌握全市文化金融合作动态,强化部门沟通协作,协调解决在产业政策、信息共享、企业上市、重大项目融资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实施意见》也将探索在徐汇、虹口等区(县)创建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在试验区内试行包括资金、财税、土地、人才等在内的文化金融合作政策,推动文化融资担保、文化融资租赁、文化小额贷款、文化投资基金、文化信托、文化保险等集聚发展,并在金融合作试验区的实践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建立文化金融集聚区。
座谈会上,徐汇区区长鲍炳章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徐汇区将专门斥资3亿元设立徐汇区文化类创投引导基金,目前已经集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投资机构、文化金融专营机构和文化特色金融机构,总体量和规模超过60亿元;徐汇支持区内文化企业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或并购重组,在58家纳入该区拟上市企业库的企业中,文化类企业有33家,占比57%;与银行合作设立六大产业12类“文金汇”特色信贷产品;推动小贷公司在上海股交中心发行文化专项私募债;分别安排“两个1000万元”风险资金,用于金融机构创新文化金融产品的风险补偿和风险代偿。
据了解,徐汇区内政策性融资平台累计已为4000多户次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超过130亿元,为“文化金融”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鲍炳章认为,促进文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发展,政府必须牵好头,建立健全市场运作、政府扶持、政策协同、服务创新的运作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
切实的渠道是文化金融合作落地生根的土壤
针对当下文化类企业贷款融资难,《实施意见》指出,将设立文化创投风险引导基金,每年从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1亿元,连续安排3年。每年将筛选5个符合条件的创投基金,对每个创投基金投入2000万元,由此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小微企业的早期风险投资。
此前,为中小型乃至微型文化企业提供金融的“绿色通道”已在上海启动。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王新浩说,截至2014年10月末,浦发银行文化类企业的授信余额超过100亿元,其中文化类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达20亿元,范围涵盖了文化产业的所有相关领域,其中影视动漫、网络游戏、广告传媒、文化艺术等纯文化领域的贷款比例接近50%。由此,服务文化类小微企业的模式已得到市场验证,其为以知识产权质押、未来应收账款质押、投贷联动、小额信用贷款等为切入点的文化类融资业务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此外,《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将推动适合文化企业特点的信贷和保险产品。鼓励金融机构适度扩大融资租赁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股权质押贷款等信贷产品规模,支持履约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保险产品发展,支持开展艺术品、会展、演艺、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保险。对于成功在境内上市、挂牌、发债的本市中小文化企业,将给予一定资金奖励,加大对文化企业贷款贴息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其担保项目代偿实际损失的补偿比例视情况提高至40%至60%。
这让沪上各家金融机构对于文化金融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浦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等纷纷表示,将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我们在未来三年发展规划中,将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强对文化金融的资源投入,深入开展行业研究,推进产业链集群开发。”上海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培育影视、文化休闲娱乐、新闻出版发行、广告和艺术品等五大文化细分市场的特色金融产品,带动行业上下游企业相关业务。
优化合作环境
优化合作环境,将推动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源融合创新
座谈会上,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12年,东方惠金担保公司和东方惠金创投公司共同设立“上海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一期)”项目,借此整合了宣传文化系统的文化企业信息资源,同时广泛对接上海文化创意和金融行业的各类相关机构和资源,共享文化金融产品、文化企业贷款、资信等方面的信息。郑杨认为,上海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的建立支持了文化金融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探索互联网金融创新,如文化领域众筹模式等。
值得一提的是,自贸区金融政策优势赋予上海文化金融合作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实施意见》明确,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用好自贸区金融政策,比如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进行跨境人民币境外借款、鼓励境外完片担保公司在自贸区内设立担保机构、鼓励在自贸区内设立文化装备融资租赁公司等等。
对此,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震华举双手赞同,他透露,新文化已经尝试,以融资租赁方式支付了加拿大合作方的设备使用权,将采购设备的成本有效分摊到未来收益中,减轻了企业设立阶段的经营压力。 本报记者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