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危险费尽周折终于见到劫后的“家”

　　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1928年底从法国回来后不久，他就住到那里，算是为自己漂泊的生活找到一个“家”。几年来在这里他写了包括《家》在内的不少作品，然而现在却处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巴金说：“而一个多月来，我就不能够回到那里去了。许多穿制服的人阻拦着我，每一条通到闸北的路都被铁丝网拦住。我冒险地奔走许多次，始终找不着一个机会回到我那个‘家’，回到我在一个凄清的夜里分别了的那个‘家’。”（《一个回忆》，《巴金全集》第12卷第106页）后来，他和另外一个朋友曾两次找机会回闸北。第一次是从北四川路底绕进去，大部分的房屋都只剩下空架子，所见多为烧焦的断木和碎瓦，在地上瓦砾堆旁边，还有黑红色的血迹。在一堵残缺的墙壁下，他们还看到瓦砾中蜷曲着好几具焦黑的尸体完全没有人的样子……几个日本军人挡住了他们，告诉他前面不能通行。第二次，他终于成功了，这次是从虬江路进去，以前熟悉的虬江路，如今完全认不出模样，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屋，瓦砾堆连着瓦砾堆：

　　一个老妇人坐在她的成了废墟的家门口低声哭泣。另一个女人牵着两个孩子找寻她那个失去的丈夫。几个中年人一路上摇头叹气。“完了，什么都完了!作孽呀!”许多人这样说。

　　鸿兴坊的世界语学会已经成了一片焦土。那个学会是一些朋友带着献身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在它的短短历史中我也贡献了一点点心血。过去有一个时期我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里写字台前一把藤椅上度过两小时的光阴，椅子是我坐惯了的，书橱里的藏书也是我常常翻阅的。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段不可相信的梦景。许多可以表示友情的证据都消灭得无踪无影了。我和那个朋友站在一堆瓦砾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一个回忆》，《巴金全集》第12卷第109页）

　　也是在这一次，巴金说“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从岗哨前经过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日本兵做得不动声色，巴金也只有佯装没有看见，因为只要他表现出丝毫不满，就有可能被扣下来，但是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海的梦〉序》，《巴金全集》第5卷第4页）

　　终于见到劫后的“家”了，弄堂门关着，只得埋着头从隔壁的墙洞里进去，房屋没有毁，在巴金住处的楼下，有人挖了一个大坑。巴金放书的亭子间，被一个炮弹打破了，好在只毁了几十本书。除了书和家具外，什么东西都给人拿走了，却留下地板上的几堆人粪……在两位朋友帮助下，他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把余书和家具搬了出来。那些愤怒，后来都化成了文字，写在了巴金的作品中，如小说《海的梦》，就是在控诉这种暴行。 

　　从宝光里搬出来，巴金还特意拿了一本受到炮火屠戮的书

　　但是，我没有想到，将近八十年过去了，在2011年整理巴金先生的遗物时，另一件非常重要的见证物出现了。那是一个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一本残损的西文书。书的封面是大红的人物头像和书名，书的下角完全没有了。从封底看，整本书残破不堪，而且纸张硬硬的凝聚在一起，我都不敢翻动。这书像是被刻意撕坏似的，怎么回事呢?巴金先生藏书数万，留这本干嘛?我正纳闷，再翻过牛皮纸袋的背面，是熟悉的巴金先生晚年的字：

　　Max Nettlau的

　　西文著作

　　1.28日军炮火所毁坏

　　我当时便惊叫起来，对于那段历史，对于中国文化的那场浩劫，还有比这个更直接的见证物吗?东方图书馆被烧毁，大概也没有机会留下这样的东西吧，巴金先生真的是个有心人，这本书应当是他最后一次从宝光里搬出来的，他不仅拿了完好的书，还特意拿了一本受到炮火屠戮的书，非常有意识地为历史保留了日军的这份罪证。

　　这本书是马克斯·奈特劳（Max Nettlau）的《国际和西班牙联盟的未公布的文件》，扉页上显示，出版于1930年。马克斯·奈特劳（1865—1944），生于奥地利，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收藏家、学者。他二十三岁时曾以一篇研究西姆布里卡语语法的论文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很快他就将研究重点转向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为此他走遍欧洲，也曾在伦敦和维也纳定居，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移居荷兰阿姆斯特丹，并终老于那里。巴金留法时曾与他通过信，现在还保留下来巴金1928年3月3日在法国沙多-吉里给奈特劳写的一封英文信，是就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中的一个问题求教于他的。

　　时光荏苒，岁月冲淡了当年的硝烟，血与火、满腔悲愤的情感似乎都化成了历史课本中抽象的字眼。可是，往事并不如烟，有这样活生生的见证物在，它不断提示着我们历史不可重演，历史与我们也并不遥远。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