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戏剧学院有关的日子，是我接触艺术和接受艺术教育的开始，那段生活自然就成了我人生道路中不能忘怀的经历。那也是上海戏剧学院院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从“文革”后期的1973年恢复艺术院校招生，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再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以小小的生命见证了它的始末。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我们被历史巨澜推动着，不自觉地往前走着，我们成为历史之手的创造物，但我们也些微地改变着历史的某些模样。

　　误打误撞

　　我是在1973年2月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在“文革”中第一次招生考试的。那年我才18周岁，一个月前刚从浦东杨高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就近的杨思公社荡里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插队务农。我就读的杨高中学，坐落在浦东杨高南路边上，因此而得名，此校后来被并入上海浦东新区的杨思中学。

　　我的中小学时期，大部分是在“文革”背景下度过的。在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前，我没有看过一台话剧，也不知话剧为何物。但我从小对文学作品有感觉。“文革”开始时，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有段时间学校里学生闹罢课，班级里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学按时交作文，语文课的丁老师在那个时期，居然还借给我们一些世界名著阅读，如《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卡列尼娜》，还有浩然的《艳阳天》以及赵树理的小说等等，悄悄地培养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因此，刚插队务农一个月，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去川沙县县城参加“土记者”学习班。“土记者”是当时的俗称，意思是让在农村插队、有文学爱好的年轻人通过学习提高写作能力，待学习班结束后，可以担任基层的通讯员。我们是脱产学习的，吃住都在县城。就在学习期间，有一天晚饭后，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接到通知，让我们马上到县招待所的食堂，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联合招生。记忆中我当时对此事没有特别的兴奋，只觉得好奇，就跟着大家稀里糊涂地去了。

　　到了现场，招生组的几十个老师已经坐成一排等候考生。我们去的这些人实际上都不是自愿报名的，当时的感觉更像是被叫去完成领导交给的一个任务。后来才听说，“文革”中全国的艺术院校都停办了，直到那一年，有关方面决定在全国的四所艺术院校恢复招生，这四所艺术院校分别是：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就把当时的川沙县作为试点开始招生。据说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重拍“文革”前的老电影《渡江侦察记》，这次招生也有挑选演员的任务，因此，当那天被叫去的时候，面对的是两个单位的庞大招生组。

　　我们这些年龄在18到22周岁之间，被认为五官端正的男女青年都懵懵懂懂地在他们对面坐下，有负责这次招生活动的人介绍了情况。随后，招生组的老师让我们十个人一组，跟着音乐的节奏走路。大家觉得又好奇又好玩，起码在我十八岁之前没人让我这样做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测试乐感与肢体协调能力的方法。接着大家又按要求做了一些简单的形体动作还唱了歌，做完之后就开始坐下来聊天。老师们都坐到我们身边，打成一片的样子，很亲切。有一位名叫朱凤岚的老师，特别有兴趣地坐到我身边，问了我的姓名后又让我写给她看。她看完我写的姓名，说：你姓“奚”，这个字的标准读音和“西”谐音，不是发“夷”的音。原来按照上海话方言，“奚”一直是被读成“夷”的，由于朱老师的点拨，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姓名的标准读音。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清楚记得这个细节，由此也深深地记住了上戏导演系的朱凤岚老师。其实后来她并没有教过我，更不会知道我对她的印象有多深。

　　那天初试结束后回到县招待所宿舍，有人过来说，招待所里还住着上海音乐学院的招生老师，想让我们过去聊聊。于是，我们其中的几个人又被叫去和音乐学院的老师见面。记得其中一位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温可铮老师，另一位是教大提琴的张老师。温可铮老师让我们各自唱了一首歌，自己还用浑厚的男低音示范了几下，我记得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临走时他对我说：如果他们那里不录取就来考我们音乐学院吧。多年后的一天，我已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在上海兰馨剧场演出话剧《最后一幕》，散场后在剧场前台意外遇到温可铮老师，他居然还认得我，可亲地对我说：“没想到现在会演戏啦！”想到几年前招生时的情景，真像在做梦一样。

　　川沙县的招生因为是试点，过程很严格。初试结束后，“土记者”学习班也完成了学习任务，我也继续回去务农。但没想到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被叫去参加复试。其中一次地点在浦东的民生路，原川沙县洋泾公社文化站内。招生组的老师张庆芬安排我做了一个小品，内容是这样的：“我”干了一天农活扛着锄头回家，到了家门口，把锄头上的土渣清理干净后竖立靠在了门口的墙上，“我”进家门，有些疲惫，坐下，顺手拿起桌上碗中剩下的水喝了一口，稍缓后，拿起水桶到家门口的河边取水，回家倒入水缸里，又坐下来干女孩子的家务活——纳鞋底。这些内容都是在一个虚设的场景中完成，鞋底是用纸盒子的硬纸做的，针线只是虚拟，只有水桶与桌椅是真的。做完这些，正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这时，招生组有老师突然在观众席大叫：“猪棚失火啦，猪棚失火啦……”这是原来没有被设计的内容，我下意识地直起了身体，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在测试我的某种能力，“我”迅速拿起家里的水桶要去“救火”，跑到门口后怕一个水桶不够，返身回来又带上洗脸盆，急急忙忙跑了出去。做完这个小品，张庆芬老师走到我身边，兴奋地问我：“你现在知道什么是‘小品’了吧。”印象中她后来几乎没怎么看别人的考试，一直在和我说话。结束后走出考场，还陪我走了一段路。

　　写到这里，我脑中清晰地出现和张老师并肩同行时她那略带兴奋的神情。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知名演员兼教员，后来也没有教过我，但我同样深深记住了张庆芬老师的大名。直到去年，我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厂长徐桑楚的回忆录，才知道张庆芬老师是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家庭照中，又惊奇地发现了我的朋友徐小平，这才恍然大悟，张庆芬老师原来就是小平的母亲。小平是上影厂电影宣传与发行部门的资深专业人员，她的先生汪天云也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在书中，我还了解到张庆芬老师在“文革”中遭受了很多折磨，后来一直在上影演员剧团当教员，多年前离世。知道了这些信息，我对着书中张老师的相片难过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