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王少普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胡令远

　　用“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两句词来形容2014年的中日关系是非常贴切的。由于日本当权者一意孤行地推进对华强硬路线，中日关系持续走低，紧张对峙，直到下半年才稍稍出现了一些松动。

　　对立呈现三大特征

　　吴寄南：纵观2014年的中日对立，三大特征非常明显：一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土问题持续发酵，导致两国正面冲撞的风险明显上升。中方继续加强对钓鱼岛的巡逻，日本则加大经费和力量的投入，双方严重对峙，互不相让，交叉管控的态势进一步增强。尤其是5月24日和6月11日，由于日本自卫队战机对中俄军演进行侦察干扰，采取危险动作，导致两国军机异常接近、擦肩而过的险情。

　　二是两国间的战略博弈已从双边关系的领域溢出扩展至地区和全球层面。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达沃斯论坛上为参拜靖国神社进行辩解，称自己是向为国捐躯的人“表达敬意”。不仅如此，他还将矛头指向中国，断言中国军费增长是导致太平洋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用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比喻眼下的中日关系。这番言论自然引起的中方强烈反弹。

　　三是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僵冷已严重波及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和国民感情。中日双边贸易在2012年、2013年持续萎缩后，2014年1至11月呈0.4%的微弱增长，与中国欧盟、中国美国和中国东盟分别增长10.1%、6.4%和8.4%形成鲜明对比。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上年萎缩4.35%，2014年1至10月更比上年同期锐减42.9%。而同一时期，中国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持续下降。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日本没有亲近感的比例比上年下降6个百分点，仍处于86.8%的高位，而日本则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93.0%的历史最高点。

　　安保政策急剧右转

　　吴寄南：安倍内阁2014年借炒作“中国威胁论”，明显加快了军事大国化的步伐。先在4月1日发表所谓“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将武器出口由“原则禁止”改为“原则放开”；接着，又在7月1日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导致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此举既是日本当权者急欲摆脱战后体系束缚，解决其军事安全“短板”的一场战略突破，也是将矛头指向中国的一场战略博弈。

　　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中日关系已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时刻”。　　

　　胡令远：2014年，日本政府在安保政策上的最大动作，莫过于解禁集体自卫权。下一年度日本的防卫预算将超过5万亿日元，比今年增加1697亿日元，连续3年攀升，并创历史新高，这又为安倍内阁筹谋安保政策的重大调整和突破，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年底日本大选极右翼政党惨败，充分反映了日本民众渴望和平和稳定的普遍愿望，对于安倍政权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受制于执政同盟公明党的掣肘，更由于国内民意的牵制，安倍政府要在短期内修改宪法，具有难以跨越的技术性难度。当然，作为其政治理念和抱负的核心，安倍本人及日本右翼政客仍将不遗余力地采取挖空和平宪法手段，图谋以“渐进式”彻底修宪。由此产生的政治对立和舆情波动，不仅使日本国内政治蕴含重大风险，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增加重大变数。

　　安倍被迫政策微调

　　吴寄南：进入下半年以后，中日关系在紧张对峙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许多迹象表明，安倍迫于国内外各方压力不得不对迄今为止的对华强硬路线进行微调。

　　首先，日本经济界对中日“政冷经冷”的担心加大。中日双边贸易连续两年出现萎缩局面，日本对华出口已被韩国反超，日本经济界越来越害怕失去中国这一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10月中旬，日中经济协会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访华团到访北京，显示了日本财界对突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强烈期盼。

　　其次，“安倍经济学”明显失效，民众失望情绪上升。消费税增税后第二、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折合年率分别跌至负7.3%和负1.9%，第四季度也反弹乏力，IMF已将2014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由1.6%下调为0.9%，日本一些智库甚至断言本年度将出现负增长，安倍政权倍感压力。

　　第三，安倍推行的“战略性外交”备受质疑。在日本精英界中，要求改善与中韩这两大亚洲近邻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也要求安倍与中韩两国改善关系。

　　王少普：“反者道之动”也，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反面发展。2014年中日关系的重要变化是出现了改善势头。

　　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依仗日美同盟，通过否认侵略历史，渲染中国威胁论，刺激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制造中日对立，为“修宪扩军”的右翼复兴道路创造条件。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行为一定是损人不利己。

　　政治上，日本领导人被国际社会戴上了“历史修正主义”的帽子；经济上，201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下降5.1%，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0.9%，中国自日本的进口降幅达8.7%。

　　这种情况下，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增强。去年底，日中经济协会派遣近180人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今年，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及民主党、公明党、共产党等各方面人士接连访华。9月，民意调查表明，在日本出现大量对中国负面宣传的情况下，日本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重要”以及“相对重要”的人数仍保持在70.6％的较高水平。面对各种压力，安倍对中国作出了改善关系的姿态。

　　四点共识初现曙光

　　吴寄南：11月10日，正值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这是两国为改善关系相向而行的重要一步。

　　此前，两国就处理和改善中日间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这四点原则共识既为实现两国近3年来的首次首脑会晤铺平了道路，也在习主席和安倍首相的会见中得到确认，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四点原则共识的意义有三：一是化解了日方逼迫APEC会议的东道国进行“无任何前提”会晤的图谋，凸显了中国在事关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动摇的原则立场；二是敦促安倍政权在历史和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表态，给其回心转意、悬崖勒马的机会；三是将遵守中日间4个政治文件列为改善双边关系第一要务，为两国重构战略互信指明了方向。

　　胡令远：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成为中日关系缓和的重要契机。四点基本共识既是对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继承和重申，又是指导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最新纲要。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领导人借助APEC的平台，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 

　　尽管中日两国对上述四点共识仍有不同理解，但毕竟为缓和中日关系的紧张气氛创造了条件。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切实落实这四点共识，防止出现新的事端。

　　中日深刻矛盾未变

　　王少普：中日关系出现改善势头，但必须看到，这种改善只是低政治层次的局部改善，中日之间仍存在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深刻矛盾。

　　日本右翼势力在安全上将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的立场没有改变。日本现领导人上台不久便宣布所谓“菱形战略”，企图背靠美国，拉拢所谓价值观相同或有某种共同利益的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包围态势，加强对中国的威慑。

　　今年，日本政府继续为推进上述战略创造条件，审议通过了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放宽了对外输出武器和军事技术的限制，决定与英国共同研究导弹技术，同意向美国企业出口导弹零部件。

　　其后，奥巴马访日，日美发表联合声明，主张日美安全同盟升级。升级的主要途径是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最新的军事产品装备日本，提供能够实现日美安保条约承诺的必要的全部能力。

　　为此，日本政府不顾各方面反对，以内阁决议方式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使今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不再以保卫日本本土为主要目标，而将以日美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为主要目标，这对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将发生重要影响。虽然为避免遭到日本人民反对而影响明年4月日本地方选举，今年底日美决定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从原定的年内推迟至“明年上半年”，但基本修订原则不会改变。此次众院大选获胜后，日本领导人又明确表态“会继续宣扬修宪的必要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上述活动，仍与错误的历史观结合。今年日本领导人虽未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其部分内阁成员坚持参拜。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公开对河野洋平当年承认慰安妇问题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必须予以否定。

　　关系拐点尚未到来

　　吴寄南：目前，中日关系只是初现曙光。两国从战略互损向战略互惠的转圜拐点还没有到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彼此间的战略竞争多于战略合作，战略猜疑多于战略信任。这将是中日关系的“新常态”。由于导致两国战略博弈加剧的结构性因素继续存在，双边关系中出现的缓和气氛随时可能由于个别矛盾的激化而重趋紧张。

　　王少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日关系的改善符合中日两国以及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目标。但由于中日间仍存在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深刻矛盾，中日关系要回到四个政治文件所规定的正确轨道，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在实现这个目标前，中日关系将在较低水平上运行。目前，主要从逐步恢复外交、经济上的正常交往，缓和紧张关系，管控危机，加强民间交流等方面着手进行。由于右翼势力的干扰，不乏出现曲折和回潮的可能。

　　“安倍风险”难以逆转

　　胡令远：这次众议院胜选后，安倍表示将努力使中日关系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因为作为“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第三枝箭”经济成长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巨大的中国市场。如何拿捏从中国获取经济合作红利以维持自身政权与实现以修宪扩军为标志的保守政治理念之间的分寸，依然是安倍考量的重点。

　　今年的大选，一方面给了安倍政权更多的时间，但因为已经执政两年，经济成果的政治需求实际上更具紧迫性。这会成为促使他调整中日关系的因素，同时，赢得大选也会加重他修宪扩军、制衡中国的心理砝码。 

　　因而，中日关系有企稳、平缓一个时期的可能性。但安倍执念于扩军修宪、借重美国以制衡中国的举措不仅不会改变，反而会以各种方式在新的一年表现出来。“安倍风险”可能会有一时的表面缓解，但这一风险的力度随着其执政的长度而趋强的态势不会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