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美味

　　牛蛙在中国的安家落户，也牵动着两国领导人的关心与挂念。中国总理周恩来曾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人”来形容中古友谊，在牛蛙落户中国的头一年，周总理为此专门致信卡斯特罗，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同志：

　　您赠送的古巴牛蛙，已经顺利地运到我国，并已分别安排在上海、南京、广州养殖。目前这些牛蛙生长和繁殖情况良好，我国水产部门正在推广养殖工作，一定要使这些牛蛙在中国能够繁衍起来。

　　我国接运牛蛙和考察学习的人员在古巴期间，受到贵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古巴各地人民也给了他们以热烈欢迎和积极协助，使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接运和学习的任务，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古巴革命政府和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此，我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完全相信，中古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凝结成的伟大友谊和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关系，一定会日益巩固发展。祝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

　　周恩来

　　1962年8月24日于北京

　　卡斯特罗对于牛蛙，同样也是牵记在心，每次接见我代表团时都问及此事”，而中方代表团访问古巴或拜会卡斯特罗时，也有一“保留节目”，那就是汇报古巴牛蛙在中国的近况，卡斯特罗对此总是致以由衷的感谢，并表示“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对于牛蛙这些小事这么关心，做得这么尽心”。

　　但凡当时有古巴代表团访问中国，除了安排参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农业及旅游景点外，还有当地的牛蛙养殖基地。据《人民日报》记载：1964年10月9日，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哈瓦那省委员会组织书记佩奥里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广州访问，参观了广州市郊石井人民公社和华侨糖厂。此外，“贵宾们还参观了牛蛙养殖试验场。1962年6月卡斯特罗总理赠给周恩来总理的古巴牛蛙有一半在这里养殖，贵宾们看到这些又肥又大的古巴牛蛙，非常高兴，他们捉住肥大的古巴牛蛙请摄影记者给他们拍照留念。古巴牛蛙初到这里落户时，每只体重只有四两，现在已长到一斤半至两斤重，而且已繁殖了三万多只。”

　　可惜，天未能遂人愿。在内外因交缠的历史背景下，牛蛙的命运又慢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也就是古巴牛蛙落户中国后的第三年，一团愈来愈浓重的阴云笼罩在中古之间：中苏关系宣告破裂，北京与哈瓦那的关系起了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四清”、“文革”等运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不由己地裹挟其中，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水产院所、水产养殖场的科研人员们。

　　位于上海青浦赵巷的青浦淡水养殖试验场，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养殖牛蛙的几口鱼塘和水泥池，只是牛蛙早已不见了踪影。作为1962年第一批引进古巴牛蛙养殖的地方科研机构之一，该场经过几年的饲养驯化，牛蛙产卵时间逐年提早，产卵量也不断增加。科研人员在原有牛蛙养殖技术上又推陈出新，改用养鱼专用的河塘来饲养牛蛙蝌蚪，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提高了蝌蚪的成活率。可以说，他们当年的牛蛙养殖技术，在中国已属领先。

　　但当进入1966年，牛蛙的成活率却已不是水产学家们所能掌控的了。随着大批科研人员投入“运动”，原本熙攘的研究室人去屋渐空。而同时，一封封群众来信写往上级单位，反映养殖场以高成本精养牛蛙，却又无法大量投产。为此，上级领导综合各方意见后，养殖场采取了缩减成本，扩大牛蛙产量的尝试：将牛蛙放入农田野生放养。但野外放养的牛蛙，一方面缺少饵料，另一方面当时农田往往大量浇灌农药，土质和水质均受影响，牛蛙或因饥饿，或因中毒，相继而亡。

　　为此，该场领导曾试图向外单位取经。但当年曾接收并推广牛蛙养殖的20多个省、市，绝大部分不再从事牛蛙养殖繁育，那些曾作为先进典型的研究院所，也早已停止了试验工作。

　　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的抉择，养殖场负责人在与革命群众充分研究讨论后，达成了共识：“牛蛙对我国国民经济意义不大。今后不准备继续饲养。现存约120只种蛙将联系处理。”最终，这些曾经带给人们光荣与使命的牛蛙，被一池一池地放归于公园的河塘中，从此不知去向。

　　和上海一样，其他省份的古巴牛蛙，也大多以流放野外、回归自然而告终。从1962年到1966年，因卡斯特罗赠送牛蛙而引发的这一波牛蛙养殖浪潮，由盛及衰，就此偃旗息鼓。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了1980年代，湖南省汉寿县传来消息，有农民在洞庭湖边的小湖里听到了“牛叫的蛙声”。循着线索，科研人员在湖泊中发现了少量牛蛙。

　　闻此消息，苏锦祥教授不禁喜从中来：“湖南本没有牛蛙，唯一引进的便是从古巴带回的那一批，虽然‘文革’中被放流野外，但很可能生存繁衍了下来。”湖南方面的实验结果也证明了他的分析——洞庭湖边的牛蛙的确就是古巴牛蛙的后代。此后，通过当地水产科研人员的不断实验研究，牛蛙养殖技术得以攻克，从湖南汉寿当地销出的古巴牛蛙苗种很快又遍及国内近20个省市。

　　自1962年初兴，历经动乱年代的蛰伏，由“卡斯特罗赠送牛蛙”所引发的这一股牛蛙养殖潮流，终于在改革开放年代又被重新唤醒，得以延续、重振。此后，中国牛蛙养殖业虽也曾向美国引进过牛蛙，但自始至终还是以当年的古巴牛蛙作为最重要的种苗来源，并在新旧世纪之交形成了一条养殖、销售、加工、美食的完整产业链，也最终实现了老一辈外交家、水产科学家们的夙愿——“牛蛙被端上餐桌，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品尝到的‘舌尖美味’。”

　　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