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1日“夜光杯”上，王振华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心啊在戏曲——与厚生老的交往》的短文。我们是多年的忘年之交，他照顾我这个衰朽老头儿，溢美之辞愧不敢当。别的不说，但有一处，他说鲁迅夫人“许广平所赠我的首版《鲁迅全集》”，我必须说明，我的《鲁迅全集》不是许广平先生赠送的，是我从许先生手中购买的。我根本不认识许先生，这是振华的笔误。

　　1946年，抗战胜利不久，我随一剧团由重庆复员到上海，听说有此全集，很想得到一部。恰好在《文汇报》工作的好友梅朵同许先生相识，他告诉我这部书受国民党当局压制不准在书店出售，但可通过关系到许先生家中购买。经他联系，就带我去（大约是）当时的林森路即现在的淮海路上可能叫霞飞坊的许先生家中，我只能站在门口，梅朵介绍后许先生就把一套红布面精装的《鲁迅全集》交付给我。我如获至宝，再三感谢，抱着20本大书兴奋而归。能有机会见到久已景仰的许先生，当然高兴，她连我姓名都不清楚，决不可能赠送。

　　但振华这篇短文提到许先生，倒是引起我想到另一件与许先生稍有搭边的事。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5年，离买书事已有九年，中国文化部和上海文化局指派上海越剧院组团去民主德国（东德）和苏联访问演出，由文化局徐平羽局长任团长。那是第一次派一个地方戏曲剧团出访，十分慎重，6月出国，三个月前就到了北京，周总理直接过问。等到一切就绪就等出发前不到十天，报上忽然发表了一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材料并带有批注。其中有一封是一个名叫白丁的人写给胡风的信，批注中郑重指出：白丁即徐平羽。于是形势陡变，徐必须回上海受审交代，不能出国。上级紧急磋商，决定请已长居北京的许广平先生担任团长，因为1946年袁雪芬的雪声越剧团曾改编鲁迅小说《祝福》为越剧《祥林嫂》演出，袁同许先生相识较熟，但许先生对剧团不熟，只能对外，就又由上海派我担任许先生助手副团长，管理内务，我紧急受命，既紧张又兴奋，第二天一早第一次坐飞机赶到北京，我也是第一次出国什么都不懂。到了北京离启程只有七天了，立刻按规定去量身材做西装，紧接着，袁雪芬同志准备带我去看许先生同她见面商量工作的，忽然，上海方面又一封加急电报（也许是电话）打给文化部，说上海一个“胡风分子”王戎交代，他的“最好朋友是刘厚生”。当头一棒，我记得清楚，还是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通知我的。我也跟徐平羽一样要立即回上海受审。我当时几乎像得了脑震荡似的头脑不清，当然只能回上海。后来还是在北京派了张东川同志担任副团长，上海好像又赶派了一位秘书长，我也记不住了。我同许广平先生就这样在有可能正式拜见时一闪而过，再也没机会见到这位敬佩的前辈人物了。

　　再说说平羽同志和我回到上海后的情况。我很快说明了问题，没有戴帽子，平羽同志则被纠缠了几个月，最终也没有任何问题。唯独可怜的王戎，就由于文艺思想上稍稍接近胡风，戴上帽子，发配到新疆南部一个劳改农场去改造。据说这个集中营非常宽厚，完全没有警卫看守，因为地处南疆大沙漠中，“犯人”即使逃出来，也决逃不出沙漠。王戎去时是一个精干的20多岁小伙子，一去20多年，出来时已是衰颓麻木的小老头了。

　　我写这个不是故事的故事，现在的青年可能摇摇头一笑；我们这一代历经暴风骤雨的老人则只能苦笑和惨笑；而王戎这一类人怕是什么笑也笑不出来，连痛哭也没有眼泪了，多少人都付出了青春、才干以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