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曲艺中有一门曲种叫做“单弦”的，艺人演唱时只靠坐在旁边的人弹弦子伴奏，他自己不弹的敲敲手中的八角鼓。每唱一个故事要换好几个曲牌，有点像元杂剧每一折的词牌都是成套的。而我每次听“单弦”，好像艺人最后常常报的词牌名叫“太平年”，是不是含有祝祷的意思，我全凭主观臆断瞎捉摸。不过我现在借来作为这篇小文的题目是因为又过春节了，看看我们身处的现状分明又是一个大好的太平年。太平年然对我来讲，得从1977年春节算起。

　　为什么要从1977年算起？从1949年至1976年难道我们国家不太平？请勿误会！我是说我个人以前遭遇过些挫折。想起1959年春耕一开始，我们这些人就下放到奉贤乡下劳动，连户口也迁了去。只是我母亲从1958年起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发作起来不能躺下来睡觉，我要时时服侍她。我的离家，母亲嘴上不说，心里很难受，心脏病发作得更频繁。临近1960年春节，母亲又住进了仁济医院，好在我放假。我记得是那年腊月廿七日到的家，母亲已从重症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说明这一次的危险期又过去了。我和母亲谈了很久，不想走。她却催我快点回家休息。此时我已作出决定再过一天就接她回来过节。谁知就在这天半夜里医院派人来敲门，告知病人发生变化。等我和父亲来不及地赶去，病床已经收拾干净了。不用说，我家的这一个春节是在哀痛中度过的。

　　1970年是在南京梅山工地上过的“革命化春节”，很受教育。我就是不放心一人在家的已经78岁的老父亲。所以春节过后不久我就用积累的假期回来看望。父亲瘦了，神情很是萧索，没陪伴父亲几天，就忐忑不安地回到工地。这时气氛大变，原来是在开展新的“一打三反”运动，同类的好几个人都受到了批判。好不容易战战兢兢地捱到夏天。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的外甥女儿回沪探亲，我写信求她多待些日子代我照应外公。有一天特别热，我们连队正听指导员训话（那时学军队编制）。忽然远远地驶来一部机动车，是送电报的，我接到电报，电报上6个字：“外公病危速归”。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当天乘夜车回上海。原来父亲跌了一跤，导致中风，上午神志还清醒，但不能说话。下午忽然捏了一下我的手就昏迷了，走了。

　　1976年元旦后调至上海金山石化。又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心里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好在当年的下半年就粉碎了“四人帮”。

　　1977年春节开始好转，虽然那时食品供应还不丰富，买一条新鲜的胖头鱼要半夜起来到小菜场排队，心情却很愉快。此后的日子远不是什么富而又贵，但非常难得的岁岁平安让我们得到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十多年前女儿出国留学。临别之际，我的叮嘱只有4个字“健康、安全”。既指保养身体，也指为人行事。

　　有一位白领女青年，业余爱听京戏，也爱写作，常与我通信。今年调至呼和浩特。近日给我寄来了当地的土产奶茶和奶酥，我回电致谢，向她祝福，也是“健康、安全”四个字。

　　对于亲朋好友和看得起我的读者，我的祝词是借用一首歌曲的名字：“好人一生平安”。其意自明，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