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让她们无法入睡 

　　2月20日至2月22日期间，万国证券虽作了减仓的努力，但此时空方已陷入多方的重重包围之中，空方稍有减仓动作即遭多方上拉价位的打击。虽然在低价位作了部分平仓，但要顶住多方压力，反使空仓总持仓量进一步增加，总持空仓量已达144万口。

　　据反映，20日晚，顾问团要求将自己开的40万口空仓在24日前全部平仓。但有人认为：多方在下档封盘，如不计价位减仓，等于帮多方的忙；且贴息只是传闻，不一定是真；在目前多空分歧严重、持仓巨大的情况下也不一定会公布。所以直至22日，整个万国证券的减仓计划毫无进展。

　　其实，从2月20日起，在北商所就传出已决定贴息的消息。万国证券由何忠卿派到北京负责和辽国发在北京联手分仓做空的刘峥嵘，眼见北商所的多单成倍地增加，而万国证券的空单被动地每天都在增加，保证金的消耗越来越多。她和在北京的另两个交易员王书琴和陈健特别着急，因为三个人从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都是一致做多。于是她们不断地将消息转达给上海总部，说北京这边已经很难维持，但当时已经无法联系到何忠卿，上海总部没有人敢承担这份责任，在北京的三个女孩孤立无援。当时北京的各个分仓点纷纷打来电话，让万国证券追加保证金，最后她们已经不敢再接电话了。

　　2月21日晚，刘峥嵘她们了解到北京华能、中经开、中国人保信托，还有很多央企机构都在追加投资，将在国债期货的近期远期所有品种上继续加多仓。在北商所的持仓空单中，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的空单占到了90%。上海这边还在传来消息，会提供3亿资金来补保证金亏空。刘峥嵘即刻电话联系上海，急于将北京这边的紧急情况告诉上海总部，并告知若再追加3亿保证金仍然会血本无归，希望能阻止继续追加投资。是因为决策体系的连续改变，还是因为何忠卿的彻底消失不见，抑或是刘峥嵘的这个电话，现在已不得而知，反正原来说好的准备追加3亿保证金，最终没有再汇到北京。当时，她们想到一个能救万国证券在北京空仓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第二天空翻多。当时北商所的国债期货交易规则设置了涨跌停板，如果自己空翻多，把价格打成涨停板，其他的多仓就开不进来了。于是，她们也将这个方案传递到上海总部，但还是没人敢担这个责任，做这个决策。

　　到22日，万国证券在北京的每个分仓点，因为透支的保证金都已达数千万，连夜数不清的追要保证金的电话，让她们无法入睡。当时，万国证券留在北京营业部的这三个女孩，真真实实地感到身心濒临崩溃，唯一能找到、可以商量的人就是辽国发派到现场的经理高山。然而，刘峥嵘无意中隐约听到高山在与辽国发总部联系，说辽国发在北京与万国证券合作的仓位亏损已经无法改变，希望辽国发总部在远期做多仓。刘峥嵘同样将此信息传递给了上海总部，依旧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2月22日下午，何忠卿在这个节骨眼上，以“考虑到北京情况紧急，刘峥嵘一人难以应付”为理由，临时决定连夜去北京这个时间点有两种不同说法，这里是万国证券《关于我司交易总部327国债期货交易及2.23违规行为的专项调查》中的说法；在上海证交所的相关情况报告和尉文渊接受笔者访谈的回忆中，管金生在中午12∶30—1∶15约见尉文渊时就说起“国债业务主管人员去北京商品交易所解决那里的同类品种合约问题”。按后一说法，何忠卿应该在午前就离开公司了。，并打电话要吴德力送些钱给他，两人约好在机场会面。吴德力在电话中要何忠卿向龚冬海报告一下行踪，有点不高兴的何忠卿说：“大哥大已经没电了，请你转告吧。”于是吴德力取了钱匆匆赶往机场，路上用大哥大跟龚冬海讲了何忠卿去北京的事情，龚冬海在电话中告诉吴德力，晚上7∶00在公司开会。当晚出席会议的有管金生等，会议决定：①2月23日上海、北京同时平仓，哪怕有比较大的亏损也要平；②成立决策小组具体负责操作决策，由张磊任组长，组成人员有吴德力、廖春晖；③由朱敏杰负责筹措资金1个亿，应付追加保证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