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夏衍的请求，尾崎秀实很爽快地回答说：“机会很好，这个月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轮到我主管，这个俱乐部除在星期六、日外，平时是空着的，只有一个中国侍者管理。你们决定了日期以后，我可以把这个侍者遣开，但时间不能超过下午六点，过时就可能有人到俱乐部来。”当他把俱乐部钥匙交给夏衍时，还一再嘱咐，不要大声讲话，散会后要把会场收拾干净，不要留下痕迹，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就这样，1930年6月29日，夏衍等人在虹口乍浦路附近的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次超过50人的全体盟员大会。此次会议为“左联”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鲁迅亦与会。

　　翻译出版鲁迅的作品

　　另外，尾崎秀实还在当时由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第二卷第四期（1930年5月刊行）上，分别用欧佐起和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了《英国为何落后了》和《日本左翼文坛之一瞥》等文章。前者主要是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介绍，后者则对1927年末迄今的日本左翼文坛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尾崎秀实之所以用笔名发表，是为了避免引起《朝日新闻》报社和日本领事馆的注意。“欧佐起”并无特别的意思，只是其日文发音与日文的“尾崎”相同；“白川次郎”的“白川”，源于尾崎的老家岐阜县白川村，而“次郎”是因为尾崎在家中为次子，故有此名。 

　　尾崎还协同日本新闻联合社驻上海记者山上正义（1896—1938），共同选编和翻译了包括鲁迅《阿Q正传》在内的左联作家作品选集《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和《蜂起》。

　　署名白川的尾崎除了翻译作品之外，还撰写了序文《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以及《胡也频小传》和《柔石小传》两文。在《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中，尾崎一开始就满含悲愤地写道：

　　随着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扩展，南京的蒋介石政府的弹压政策，自1930年春以来，就显得越加的凶暴。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不断遭受的迫害，是中国四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中未曾见到过的。焚书坑儒并不是秦始皇时代的陈年故事，而是在当今的中国每天发生着的事实。

　　尾崎在上海期间，与鲁迅也彼此往来。鲁迅1931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有“尾崎君赠林译《阿Q正传》一本”的记录，而此书正是尾崎共同参与翻译并有一篇长序的“国际无产阶级丛书”的一种。

　　在汇中饭店见史沫特莱

　　尾崎秀实在上海的支局内主要担当外联业务，需要与各国的新闻界同行交往切磋。凭借熟练的德语和英语口语，他结识了不少欧美媒体的记者，同时也有意地与具有左翼倾向的人士靠近。不久，他认识了史沫特莱，并迅速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

　　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于1928年12月下旬，拿着美国和德国的护照及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证进入中国。1929年5月，她来到了上海，开始时居住在法租界吕班路85号的一所房子里，结识了《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等美国新闻界人士，并与具有左翼倾向的德国人交往。最初她交往的中国人，多为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志摩等，但她不久发现在他们身上难以了解到中国普通群众的生活实状，她开始将目光转向“左翼”方面，与促进民权保障运动的宋庆龄成了朋友，并在宋的寓所里认识了后来与佐尔格、尾崎秀实成为同一阵营的陈翰笙（1897—2004）。陈早年曾在芝加哥大学和柏林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经李大钊等介绍为第三国际工作，此时在上海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不久成为佐尔格情报体系的重要一员，活跃在上海和东京等地。

　　大约在1929年底、1930年初，尾崎秀实经人介绍，在南京路上的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大堂内与史沫特莱初次相识，并结下了友谊。之后，他曾将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的有关国民政府的情报以及他所了解的日本情报传给她。

　　关于尾崎与史沫特莱的初次相见，尾崎曾在1933年回忆说：

　　当我们在上海的位于外滩和南京路街角的汇中饭店的大堂内等候时，飞快地走出来一个穿着红色休闲服的女士。才刚刚坐下，本想说些初次见面的客套辞，可她全然不顾这些，精神十足地跟我说起了话，不时地从雪茄烟盒里拿出香烟抽了起来，还不时地递给我们……那时我仔细打量了她的相貌。确实她的那张脸与美丽相差甚远。但在以后我与她的数度相见中，我甚至觉得她是长得漂亮的。她的笑容非常的纯真。

　　尾崎秀实非常钦佩史沫特莱特立独行的性格、观察问题的敏锐性，以及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赤诚的爱，对邪恶势力的强烈的憎恨和不屈的抗争。史沫特莱也很看重这位日本同行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中国问题的独到见解。

　　1929年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的德文版和英文版出版（两种版本内容有较大的不同）后，在世界上激起了广泛的反响，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2种文字出版。史沫特莱非常信任尾崎，她拒绝了其他日本人提出的翻译要求，希望由尾崎来译成日文。尾崎也深为这部著作所感动。他以英文版为底本，参照德文版，同时请深谙英文的朋友一起帮忙，将这部书译成了日文，1934年8月由当时在日本卓有影响的改造社出版，译者的署名是白川次郎。

　　在《大地的女儿》出版之前的1933年11月，史沫特莱即向尾崎赠送了自己的近著《中国的命运》。这是她在中国的几年中所见所闻所感的结集，包含了她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尾崎阅读了此书后，立即在《社会及国家》杂志当年12月号上撰文介绍了这部作品，并翻译了其中一部分，分九次连载在1934年的《社会及国家》上。

　　可以说，尾崎秀实是史沫特莱所交往的日本人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

　　与佐尔格结为同志

　　佐尔格出生于阿塞拜疆，父亲是德国人。佐尔格的祖父是一位曾与马克思、恩格斯有交往的社会主义者，曾担任过第一国际纽约支部的负责人。佐尔格担负着第三国际和苏军情报局的使命，以多种德国媒体记者的身份，于1930年1月10日坐船抵达了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上海，化名“约翰”。

　　来上海之前，佐尔格已经知晓史沫特莱的政治倾向，并从《法兰克福日报》的编辑部那里获悉了她在上海的地址。他抵达上海后，马上就去寻访她，并试图通过她结识各国左倾人士，从而展开相关的情报工作。

　　当时，先是美国共产党日本支部的鬼头银一向尾崎表示，佐尔格（当时用的名字是“约翰”）想要见他。尾崎觉得鬼头的话有些不可靠，就请史沫特莱去了解一下佐尔格的身份，然后就认识了佐尔格。

　　刚开始，尾崎秀实是出于对于史沫特莱的信任，才信任佐尔格的。不过，他很快就被佐尔格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知识所吸引了。

　　然而，在1936年之前，尾崎并不清楚佐尔格的真名和真正的国籍。从其长相，他推断佐尔格也许是北欧人或是斯拉夫国家的人。佐尔格也不会向尾崎说明自己隶属的组织。但凭借尾崎的记者阅历和敏锐的感知力，他应该清楚佐尔格受命于哪一方面。因此，他对佐尔格所提出的要求都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开始时，该情报组织主要希望他提供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政情分析，而这也是莫斯科给予佐尔格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