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终究要比戏剧更极致更狗血，因为那里存在着无数不同的个体，而不是经过加工和提炼的主角与配角们。

　　我很怀疑，好莱坞会不会很快就起意改编重拍《美丽心灵》，在纳什夫妇几天前因一场车祸在人生的舞台上戛然谢幕之后。十四年前，这部以曾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数学家纳什为原型的电影，为观众烹饪了一锅关于爱与包容、关于天才与毅力、关于精神疾病与治疗的心灵鸡汤。

　　十四年后，发达的资讯产业迅速扫荡了纳什真实人生的各个角落，包括他的病史、婚史、情史，等等。就连不幸的人生结局，也很快被用作乘车不系安全带的反面教育素材。

　　于是，人们忘记了，压根没有什么诺贝尔奖颁奖礼上的长篇获奖感言，因为评审委员始终对纳什的精神病史有所顾虑，担心他会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来。甚至有报道想当然地给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冠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更不要指望有多少人能晓得“纳什均衡”和博弈论到底是什么。

　　纵使天才如纳什，也难免需要通过获奖之类的俗世追求，来获得存在感。如果早年的纳什如愿获得了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他还会不会生出那许多妄想、继而爆发精神分裂症？他当然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会站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上，也不曾预期，会有一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还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最后，更不会有谁料到，纳什人生的最后一个正式场合仍是颁奖礼——在踏上那夺命的返家之路前，他和妻子刚下飞机，刚从挪威领取数学界的另一重要奖项阿贝尔奖归来。唏嘘中，我妄自揣度着：至少，纳什比梵高幸福、幸运。是吗？不是吗？

　　据说就像曾经护着纳什一样，普林斯顿大学至今仍“纵容”着不少看似疯癫的存在。刚在戛纳电影节拿下最佳导演奖的侯孝贤说，他拍电影的目的，是拍出个体的存在感。存在的，便是独一无二的，便是各式各样的。如果这世界、这人生、这社会，能如侯孝贤的电影，如普林斯顿之于纳什，让更多个体获得存在感，必然是极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