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岁生日，是应该吃碗长寿面庆祝一下的。今天，2015年5月27日，是复旦大学110岁的生日。复旦的这碗长寿面里面，会有些什么呢？

　　复旦人常常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作自己榜样，生动的例子就是陈尚君教授。陈教授用了20年功夫做《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

　　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

　　“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一位北广毕业的电视台女主播去复旦读博士。她回忆说，复旦的骄傲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导师们对论文质量的洁癖上，每次批评背后都有着千万不能给复旦丢脸的潜台词。他们的批评词也各具特色。

　　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温文尔雅的导师对她讲的那句话：“如果做论文做不出有想死的心，就不会有好文章。”

　　复旦的诗是很有名的，而复旦的诗人更加有意思。一位学霸级的诗人当年在校园里风靡一时，慕者无数。只是有个小小弱点，稍稍有点口吃。于是，化危为机，诗人就朗诵诗，竟然是一停一顿，特别的有韵味，富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他们说／你们成熟了／我们说／不，我们／老了”（《自行车与五香豆》）。哗——台下掌声雷动，笑逐颜开。

　　早几年，市里在复旦搞教学观摩，一位听课的大学教务处长说：“听刘老师讲课，就像听帕瓦洛蒂在舞台上唱歌。”

　　刘老师就是教《化学与人类》的刘旦初。公选的化学课很少有人选，第一堂课他走进教室，往讲台上放了两个铁架子，中间拉了一块白布。“感谢大家选我的课，我的欢迎词就在上面。”可是白布上什么都没有。正当学生们疑惑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小喷壶对着白布喷了几下，布上奇迹般的出现了一行醒目的红字：WELCOME TO 《化学与人类》。“这不是魔术，而是一种化学反应，以后的课上我会详细讲解……”

　　有一天下课后，一位女同学说考试没及格，突然哭了起来。刘旦初印象不是这样，马上飞车赶到办公室翻阅试卷，那个女生考了 90分，应该是A-，马上电话告诉她。原来，成绩单寄到女生家里时，她已经回校了，她妈妈打电话到寝室想让她早点知道成绩，错把A- 读成了“A负”。接电话的室友告知她得了F，女生顿时大悲。

　　复旦的一位教授说，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

　　“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对此作了新的阐释。他特别欣赏每一句校训的第二个字——“学”与“问”。他强调，做学问就是要学会怎样问问题，问对了就可以求得正确答案。

　　据说，校训还有另一种用法。正过来读和倒过来读，都是可以的。正过来读“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理念；倒过来读“思近而问切，志笃而学博”，是境界。

　　复旦的一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这样说:“四年后有一个事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老师们都会变得更老，但是我们年轻学生会变得更加成熟。我这里说的成熟不是指那种丧失了纯真和热情的左右逢缘式的世故，而是指因智慧和知识的增长带来的冷静、理性和持重。”

　　曾经在一本纪念复旦生活的书里面，我写了这么一段文字：“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报告文学课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如果说至今对复旦还留有不少好的印象，他的学识、为人、品行，是重要的因素。”

　　不知是哪位复旦学子，在留下的感言里这样说道，“之于这所学校，我们只是沧海的一粟，而它的烙印却常相陪伴我们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吃过110岁的长寿面，复旦应该还是一个青年。

　　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