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在童年时代都写过名为“我的理想”的作文。长大成人后，回首顾盼，究竟有多少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人生旅途中一次次重复的风景，倦怠有时，得意有时。如果有幸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就算再累都是值得宽慰的。

　　“我小学时做卫生员，就喜欢帮同学涂涂红药水、紫药水。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当医生。”说起自己的志愿，徐虹教授的眼里柔情似水。21岁大学毕业后，她始终没有离开过儿科医院，“我觉得与孩子相处挺快乐。”在孩子们的口中，她由医生大姐姐到医生阿姨、再到医生妈妈，他们彼此经历着、伴随着，“每个孩子都是宝贝，不舒服了趴在床上一声不吭，稍有点精神就活蹦乱跳。只有孩子才会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徐教授享受着孩子们的这份纯真。

　　“生命是平等的，每个孩子都应得到救治”

　　虽然身肩行政工作，徐教授依然每周有三个半天的门诊时间，此外，逢周二她会带领年轻医生大查房，查看患儿的病情。“查房不但能对重症病人的病情了然于心，而且最能看出年轻医生的诊断、用药是否合理有效。”徐教授很注重为年轻医生建立标准治疗规范，磨炼他们的临床经验。

　　对孩子来说，肾脏病是一个特殊的疾病，很多慕名来徐教授这里求诊的孩子都是病情十分危急的，有些甚至需要做长期透析或肾移植。由于相应的医疗费用很高，许多家庭因为给孩子治病已经一贫如洗。儿科医院专门成立了社会发展部，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慈善募集，让那些需要资助的孩子获得治疗。对于社会发展部的活动，徐教授向来亲力亲为，她说：“生命是平等的，得到及时救治是我们的责任。”有时候一些重症的孩子因为负担不起特需门诊挂号费，徐教授会让他们挂普通号。

　　谈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患儿，徐教授的脑海浮现出许多故事。有一个患先天性肾病综合征的孩子，出生后2个月来院就诊时已出现蛋白尿、浮肿。鉴于孩子太小，无法进行肾移植，只能终生透析。当时情况非常严峻，孩子徘徊在生死边缘。“孩子家长太伟大了，不愿放弃治疗。没有家长的坚持，我们医生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了。”徐教授动容地说，“还有个小朋友，她现在已经中专毕业了。因为家里经济状况欠佳，她接受了儿科医院社会发展部的慈善资助，从而得以做肾移植。”每逢徐教授生日，这个小朋友都会发消息送上祝福。对于这些重症的孩子，徐教授为他们24小时保持手机通畅，希望在他们有需要时能随时找到自己。

　　“只要真诚对待患儿，家长总能感受到的”

　　跟徐教授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说：“跟徐书记干活浑身是劲！”我问她工作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患儿家长不理解时怎么办？“只要医生真诚对待孩子和家长，家长总能感受到的。从医生角度来讲，我们及时帮助了病人，尤其是能够治好病人，对医生来说特别有一种成就感。就算手头的病人转到其他科室或重症部门，我们也会坚持去探望去查房。如果与患儿家长发生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所以我很快会遗忘这些不开心的事。”难怪同事们都说她身上总有着一股正能量。

　　多年前，徐教授曾接手一例肾脏移植后发生严重感染的患儿，在这之前她从未碰到过。于是，她陪着孩子住在ICU病房一个星期，时刻观察孩子的病情发展，及时诊断用药。徐教授回忆这段往事：“遇到特别棘手的病例，我很少在乎面子的问题，会及时邀请其他医生会诊，尤其有些成人科的专家更有经验、技术更成熟。另外，还需要与重症监护室合作。总之，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医生手记

　　以前读书时我的文科成绩也非常好，所以在业余时间我喜欢读一些散文，时常会写些游记发表在医院的院报上，算是了却自己的文学情结。

　　另外一个多年不变的习惯是，每天吃一个苹果，做好自我保健。

　　名医榜

　　徐虹

　　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中华儿科学会肾脏学组副组长、中国儿科医师协会肾脏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儿科学会肾脏学组组长。1984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199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赴日本博士后研究。

　　在国内率先启动小儿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综合管理和治疗，完成第一例自动腹膜透析病例和第一例儿童专科医院的肾移植病例。建立国内第一个小儿遗尿专科门诊；率先开展大规模的小儿尿液普查，以早防早治、减少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2013年担任第16届国际儿科肾脏病大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