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章挺权 1932年生，浙江诸暨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同年进入新华社，负责组建体育部，曾任新华社体育部主任。1984年率领新华社报道组到美国洛杉矶采访第23届奥运会，后来又陆续率团采访1986年汉城亚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1990年担任北京亚运会新闻中心主任，参加北京第一次和第二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的工作。1989年至1996年连续两届任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1995年退休后，主要从事中文翻译成英文，至今出版译作20多部。

　　1989年新年伊始，我接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委任我为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的任命书。

　　同年4月底，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和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的会议同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我第一次在巴塞罗那出席了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组委会的有关部门向新闻委员会的委员们介绍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的筹备工作情况，特别是关于组委会对记者采访奥运会所必需的各种媒体服务的考虑和安排。会议还组织委员们去参观奥林匹克体育场、游泳馆、体操馆等主要比赛场馆的建设进展情况，并且征求与会者的意见。

　　第二年，即1990年2月，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又组织委员们到法国东北部的山区城市阿尔伯特维尔开会，考察该市举办199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备情况和比赛场馆的建设。除冰上运动的项目安排在阿尔伯特维尔小镇内，全部雪上项目都设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崇山峻岭的山谷斜坡上，记者村设在一个人烟稀少宁静的山谷小村里，离比赛场地很远。这是我采访过的三届冬季奥运会（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和安定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中最不理想的地方。

　　1992年2月，我率新华社记者组到阿尔伯特维尔采访冬季奥运会。我们到达的一天，正巧碰上当地出租车工人罢工。先头抵达记者村和新闻中心的记者们（包括当地的法国记者），由于组委会尚未提供记者班车，又没有出租车，无法到场馆去进行采访，纷纷抱怨不已。我去新闻中心时正好碰上两位先头到达的新闻委员会委员。大家就一起聊起了各种媒体服务来，都表示对他们不满意，提出了多处不是之处。我于是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一篇《与卡尔加里冬奥会相比，阿尔伯特维尔冬奥会的媒体服务不尽人意》的稿子发了。我在稿子里还引用了一位著名英国记者和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主席对本届冬奥会的看法。我的稿子一播出，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马上转发了我的稿子，把导语改成 “新华社记者打破了历来不批评外国政府的传统，今天在稿子中指责了阿尔伯特维尔冬奥会的组织者”。法国的报纸和电视台纷纷转播和刊登，而且传遍了整个奥林匹克大家庭和采访冬奥会的国际媒体。何振梁先生很快打电话给我说，法国文化部长对我发的稿子十分不满，抱怨说“别的外国记者还没有发稿批评我们，你们中国记者带头指责我们，叫我别再发批评稿件。”英美通讯社的体育部主任见到我就问我写了什么稿件。法国电视二台接着又派了一个采访组到我的驻地对我进行专访。我的朋友法新社体育部主任专门给我打电话开玩笑说：“章，你让法国政府恼火了，你得注意被驱逐出境。”国际奥委会办公厅主任见到我，说我“大名远扬”。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高斯帕先生在一次萨马兰奇举行的早餐会上向坐在同桌的朋友们介绍我是“中国著名的国际记者”。

　　一天傍晚，我在从新闻中心抄近路去记者村的路上，因为没有注意到傍晚路上已经结了薄冰，一不小心就滑倒在水泥斜坡上，脑袋猛打水泥地，顿时鼻孔流血不止，就在那冰冷的水泥地上，整整躺了两个多小时，组委会才派救护车把我接到遥远的山区医院进行诊治。幸亏我命大，老天爷保佑，没有发生骨折，只是脸部微血管破裂，逃过一劫。

　　新闻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由国际奥委会有关部门安排，按时通知各位委员到指定国家的城市参加。委员们的全部旅行费用由国际奥委会支付，一般会议为期三天。

　　国际奥委会有20多个非行政性的专业委员会，新闻委员会是其中之一，其他专业委员会包括广播电视委员会、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奥运会项目委员会、电视与网站转播权委员会、医学委员会等。各个委员会的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各项专业的专家组成。

　　新闻委员会的委员们每四年调整一次，即每届夏季奥运会结束后的第二年。我进新闻委员会就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的1989年。当时，新闻委员会的委员除了美国的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苏联塔斯社五大通讯社的代表和两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外，还有法国《队报》、英国《卫报》、美国《体育画报》、西班牙的一名著名老记者和芬兰的一名老记者，基本上都是欧洲体育新闻界的著名人物。亚洲只有一位代表，名叫长谷川，是日本共同社的老记者和代表。我是第二名亚洲委员。1991年苏联解体，塔斯社也不存在了，塔斯社在新闻委员会里的委员也从此除名。日本的委员岁数比较大，我猜想他在新闻委员会的时间比较长（日本于1964年主办第一次奥运会）。他不仅参加每年的会议，还在夏季奥运会期间参加国际奥委会总部设在新闻中心的办公室里工作，负责掌控分发开闭幕式和一些记者入场除记者证外还必须有票的重要比赛（决赛）的入场券。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为了反对国际体育界少数人在国际体育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于1956年退出国际奥委会和与国际奥委会有密切联系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由此，中国运动员长期不能和各国运动员，特别是和一些体育强国的运动员进行交流和比赛。由于中国不参加各种比赛，新华社也不派记者采访奥运会和其他大国际体育赛事。

　　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参加奥运会和各项国际体育赛事。为此，新华社在1983年组建体育部，于1984年第一次派出大型报道组采访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由于新华社是第一次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国际奥委会对新华社还不了解，新华社采访奥运会不能直接向国际奥委会申请需要的记者名额，而只能从国际奥委会分配给中国奥委会的名额中取得。而国际奥委会分配给中国奥委会的记者名额非常少，总共才30来个（包括摄影记者）。除了分配给《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各一个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名额和《中国日报》一个文字记者名额外，国家体委领导决定把其余的全部记者名额给了新华社。但是奥运会比赛那么多，新华社分到的名额显然还是不够的，国家体委同意新华社直接写信给国际奥委会，要求给新华社增加名额。国际奥委会后来给新华社增加了两个文字记者和一个摄影记者的名额（当时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各派了50人至70人的记者团报道洛杉矶奥运会）。根据国际奥委会当时的规定，凡是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通讯社可以直接向国际奥委会申请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名额，其他国家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只能从国际奥委会分配给各个国家奥委会的名额中向本国奥委会进行申请。

　　1983年，新华社党组决定由我组建体育部，统一负责今后新华社的全部国内外的体育报道，我内心十分高兴和激动，产生了一种把新华社今后的体育报道提高到西方通讯社的水平的雄心壮志。西方通讯社的体育报道数量很大，而且比较全面，我对它们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当时，新华社在联合国的排名已是五大世界通讯社之一：即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新华社，而国际奥委会只承认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塔斯社5家为国际通讯社，新华社在国际奥委会中没有地位。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还没有恢复，一直置身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之外，新华社当然也没有派记者团采访过奥运会，对每届奥运会仅仅根据西方通讯社的报道挑选一些重要的编发简单的报道。现在中国已经是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名成员，新华社今后理所当然地要对奥运会以及各个国际单项组织的赛事进行充分报道。

　　新华社从1984年2月首次派采访组报道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开始，对历届冬夏季奥运会都十分重视，进行充分报道。同时，我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向国际奥委会做工作，让国际奥委会的有关人士了解新华社。我曾以新华社社长穆青的名义两次给萨马兰奇主席写信，提出了国际奥委会接受新华社为国际通讯社的要求，我也请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给萨马兰奇做工作，我还邀请了国际奥委会总部主管新闻的负责人访华时参观新华社的体育部和技术局的有关编发稿的程序，并先后亲自和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的两任主席提出了新华社的要求。

　　1989年我接到萨马兰奇主席的任命后，何振梁先生告诉我，他再次向萨马兰奇主席提出了国际奥委会承认新华社为国际通讯社一事，萨马兰奇没有同意。他又向萨马兰奇提出我当新闻委员会委员的事，萨马兰奇同意了。我进新闻委员会以后，看到新闻委员会的成员比原先的有了很大调整。比如，共同社的老委员因年事已高，由共同社的一位年轻委员替代。另外，不仅新华社有了自己的代表，还增加了意大利安莎社、德国新闻社和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的代表。据说，萨马兰奇把世界上的主要通讯社分为两类，第一类：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为世界通讯社，继续享受原先在国际奥委会的特权；第二类：新华社、共同社、安莎社、德新社和埃菲社为国际通讯社，不享受世界通讯社的特权。

　　据说，国家体委当时的宣传司司长很想当新闻委员会的委员。 他认为在国际奥委会所有组织里任职的人理所当然都应该是国家体委的，因为其他的委员会里有中国人任职的都是国家体委的人。但是事实上，我在新闻委员会开会时，只看到各国新闻机构的代表，没有看到国家体育组织的代表，连美国和苏联这些体育强国也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机构，讨论的是有关新闻界的事。

　　我参加过的几次会议，除了参观比赛场所以外，主要是由上届奥运会组委会的代表报告他们给新闻界提供的媒体服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听到的就有汉城和巴塞罗那两届奥运会组委会关于媒体服务的总结报告，以及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两届奥运会组委会关于为记者采访奥运会所需的媒体服务所做的筹备情况，征求委员们对媒体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1990年，我担任北京亚运会新闻中心主任，根据国际媒体对采访亚运会的需求，首次成功组织了向所有媒体提供必须的媒体服务，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评价。亚运会结束后，我参加北京第一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在1993年春天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京评估北京的筹备工作情况时，担任了北京准备向全世界采访北京奥运会的记者提供媒体服务的陈述工作。我根据在汉城奥运会和巴塞罗那奥运会提供的媒体服务和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开会时委员们对两届奥运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准备了我的陈述稿，力排众议，得到奥申委领导的支持，在向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做陈述时，得到了充分肯定。一位我认识的评估团的团员会后拍拍我的肩膀说：“Your presentation is to the point.”(你的陈述中肯。) 北京奥申办聘请的美国专家对我说：“Your presentation is the best in the morning.”(你的陈述是今天上午所有陈述中最好的。）

　　为了帮助扩大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影响，我在1992年采访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与国际奥委会办公厅主任基旦先生一起商定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后以在北京参加亚洲媒体讨论会的名义，邀请了路透社、合众国际社和法新社的体育部主任（都是新闻委员会委员）来北京了解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情况。1993年，我还继续邀请其他有影响的新闻委员会委员来访。9月，我作为北京奥申委代表团的一名成员，继续在蒙特卡洛做国际媒体的工作。国际奥委会投票前一天，我们邀请几位国际媒体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欣然答应，还说他们采访过的委员们都说他们肯定投票给北京，因此吃饭时谈笑风生。第二天萨马兰奇宣布投票结果前，法新社体育部主任还对我说，他已经写好一篇综述稿，准备配合北京赢得2000年奥运会的消息发。后来由于悉尼赢了，他只好回来重写综述稿。

　　我在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的第二个任期是从1993年到1996年。1993年3月底，我参加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去亚特兰大参加了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和新闻会员会的会议。1994年，我继续以新闻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分别于3月和5月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参加了两次会议，并于9月中旬到巴黎参加了纪念奥林匹克运动成立100周年的奥林匹克大会，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群众体育运动》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