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5年公共租界开始允许中国人当巡捕起，华籍巡捕逐年增长，此后几十年，其数量远远超过西捕，至1940年达到峰值4543名。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一批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华籍巡捕进入了革命队伍。他们把本身的提高待遇、获得解放的要求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处于最底层的华籍巡捕

　　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租界华洋杂居的局面已形成，界内华人人口大量增加，有不少街区居住的都是华人。当时，西捕人员不多，租界警务力量明显不足，为应对租界日益繁重的社会治安管理，同时，也为节省经费开支（上海华界老城厢类似机构的费用约为租界的五分之一），工部局经租地人会议同意，决定向社会招聘华人担任巡捕。1865年，工部局首次向社会招聘华捕100人，由殷实富户向工部局作保推荐，经过考核，实际录用华捕34人，包括原有的4名探员。华捕每月薪金10元。使用华捕比西捕所用经费明显减少。华捕遵守纪律，较易管理。为此，工部局决定大量使用华捕。1867年3月，华捕已有47人，首次超过西捕人数（42人），1882年达170人，另有派出管理其他事务、不在巡街之列的华捕12人，共计182人，到1909年更上升为1149人。此后几十年，华捕人员成倍增长，其数量远远超过西捕，至1940年达到峰值4543人。然而，华捕薪金却比西捕低得多，1865年为月薪10元，1916年月薪12元，为西捕最低薪金的七分之一。当时，华籍巡长月薪20元，教官和译员月薪40至60元。1930年，工部局发出布告，对为私人提供保安服务的巡捕进行明码标价。雇佣一个西捕一天（按8小时计算）为20元，日捕10元，印捕8元，而华捕只有4元。

　　相对于西捕，华捕没有身份上的优越感，处于巡捕队伍的最底层，被西人称为“苦力阶级”，早期主要是在西捕的严格监督下，从事具体警务活动，如：管理人力车、手推车事务。直到1869年，始有2名华捕任巡长，1883年，有1名华探被任命为探长。1908年，工部局建立警察训练站，对新进华捕开展系统培训，包括操练、责任训导，还教授他们用英语说数字，每天4小时，为期3个月。当时，华捕大多分散居住在租界、南市或闸北，只在当值时才去捕房，捕房遇有紧急事情很难召集他们。因此，工部局在虹口、老闸捕房为华捕建造了宿舍，使近三分之二的华捕处在捕房严密监管之下。1919年，工部局从京师警察厅招聘了6名警官，经培训后将他们派到捕房担任副巡官，督率各捕房华捕，次年，又有4名副巡官到任，基本上每个捕房都有了1名华籍副巡官。1928年，警务处助理员姚曾谟被任命为帮办处长，当年警务处高、中级华人警官有帮办处长1人，正巡官3人，正探长2人，巡官5人，探长7人，副巡官13人，副探长12人。

　　巡捕房燃起革命星火

　　当时，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所招收的巡捕，基本上是冀、鲁、豫等北方农村的贫苦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军阀、地方恶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统治，加上水旱天灾、兵燹人祸，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逃往上海，迫于生计，才投考当了巡捕，经3至5个月的训练，即被派出扳红绿灯、站交通岗或马路上巡逻。“没得法，当警察”正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文化程度低，大多只读过私塾或中小学，既缺乏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三民主义”的意识，更多的是保留着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意识。他们一方面充当着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深受洋人和中国官员的压迫和欺侮。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运动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影响广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开始了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公共租界的华捕受爱国主义热潮影响，有277人参与罢岗，有些捕房的出勤者不到十分之一。“九一八”、“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以后，中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波澜壮阔，由此也激起了一部分警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反抗警官、弃警投军事件屡有发生。1932年1月20日，日本暴徒焚毁三友实业社，刺死华捕田润生。巡捕房党组织抓住战机，发动租界巡捕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5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华捕委员会，1937年，建立了党的组织——巡捕特别支部，先后由王尧山、刘宁一（江苏省委委员、工委书记）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领导发动下，租界巡捕中开展了为新四军募捐的爱国运动。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斗争的事迹和军民鱼水的佳话，通过乡亲来往在巡捕中广为传播，使一部分巡捕逐步认清了真理之所在，从感情上日益倾向于共产党。在这样水到渠成的情况下，中共党组织遵循积极、慎重、个别、秘密的原则，采取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方法，先后使数以百计的巡捕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

　　罢岗风潮的缘起

　　1940年的上海，已成为“孤岛”，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每石大米的价格在三年中，从10.70元上涨到89元，上海人民的生活极为艰难。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巡捕房当局不仅不增加华捕工资，反而减少米贴。原本收入就很低的华捕，连日常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新闸捕房华捕刘震东，在地下党员张玉清、刘友谅和进步报刊的影响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40年11月下旬一天，他针对华捕所处的困境，倡议向当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如果不答应要求，就罢岗，得到一批华捕的支持。接着，他又到静安寺、戈登路、普陀路、成都路等捕房的集体宿舍进行联络和活动，发动那里的华捕也起来罢岗。1940年11月27日、28日，这些捕房先后有华捕为要求增加工资，拒不上岗。新闸捕房的华捕在刘震东的带领下，于27日向工部局警务处中区区长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否则罢岗。

　　工部局警务处长包文为缓和局势，一面向报界放风：“华捕并无罢岗情事”，一面声称：“当局体谅华捕生活困难，早已考虑增加薪金。”然而，11月29日晚，工部局公布的华捕房租津贴所增无几。中央捕房一部分华捕首先表示不满，当晚即实行怠岗。罢岗消息一经传出，顿时中央捕房和老闸捕房就有近千名华捕离开了工作岗位。

　　华捕罢岗以后，繁华的南京路立即陷入混乱状态，汽车的喇叭声、刹车声，以及人力车夫的喊叫声，一片喧哗。店铺恐怕发生事故，纷纷闭门停业；永安、先施等四大公司也拉上铁门。全市最繁华的“日升楼”五岔路口（现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口），因过往车辆和行人无人指挥而乱成一团。英商电车公司为了使电车能够通行，只好派几名外籍售票员代替巡捕指挥交通。万国商团也出动外籍人员维持秩序。西捕头则乘摩托车上街巡逻。这种混乱情景，为租界有史以来所罕见。

　　总巡捕房派帮办处长姚曾谟赶到老闸捕房召集华捕训话，要大家复岗，但无人理睬。相反，其他捕房的华捕也纷纷响应。斗争很快波及整个公共租界。连印捕也表示同情和支持。当时一印捕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彼等当然要罢岗，盖所得不敷开支也；即我等之薪金，亦何尝入能敷出。”

　　罢岗起初是群众自发斗争。他们不知如何谈判，也提不出具体交涉条件。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使捕房当局颇费脑筋，只得请“海上闻人”市商会会长虞洽卿以工部局华董身份出面调停。他在11月30日上午11时赶到老闸捕房，劝说华捕先复岗，然后请每个捕房推出代表两名，于12月2日与捕房当局进行谈判。

　　党组织因势利导

　　罢岗事件发生以后，中共巡捕特别支部布置各支部了解情况，掌握事态的发展，研究对策。就在罢岗的当晚，领导特支的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书记刘宁一在特支委员许孔珊家中开会，听取特支书记刘泮泉关于罢岗的情况汇报。刘宁一指出，要想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完全解决群众的经济要求，以及取消洋人和中国巡捕之间在待遇上的不平等状况，那是不现实的。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广大市民既不满英法统治，又希望维持好社会秩序，防止日本人进入租界来捣乱。这些因素决定我们的斗争要求只能是经济的，而不是去推翻租界当局。我们反对英法对日妥协，同时又要争取英法共同对日斗争。斗争既要坚决，又要适可而止，不宜旷日持久，以免日本侵略者从中渔利。

　　会后，经过各捕房分支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努力，选出由22名代表组成的“华捕代表委员会”，代表中除张昌伟是国民党成员外，其余多数是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其中党员有刘泮泉、刘友谅、刘继霖。为了掌握领导权，刘泮泉和刘友谅提出成立“五人主席团”作为谈判与对外的机构，以改变群龙无首的混乱现象。经过民主公议，选出刘友谅、刘泮泉、刘荩亭、张会文、张昌伟五人组成“主席团”，刘友谅为主席团主席和谈判的总代表。刘友谅当即起草了《告华捕同仁书》和《上海市民书》，分别在各巡捕房内张贴和在报纸上发表。

　　经虞洽卿与工部局警务处商定，在福州路中央捕房内，设立华捕代表委员会办公室。12月1日下午3时，全体代表开会，提出向工部局谈判的具体条件，共有6条：（1）增加工资，提高房贴、米贴；（2）改善装备，不打绑腿，不带警棍，与西捕一样穿细呢制服；（3）取消侮辱性的罚操，改为记过罚款；（4）增加休息时间，从一个月休息一天增加到每星期休息一天；（5）华捕也可升巡官（原来规定华捕不能升巡官）；（6）成立福利组织——华捕互助委员会。他们要求工部局最迟于12月5日晨给予答复。12月2日上午10时许，姚曾谟和虞洽卿向代表传达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意见，希望代表们对提出的条件作进一步的考虑和调整。刘友谅根据刘宁一的意见，强调要适可而止。最后，大家对条件修改以后，仍交姚曾谟转警务处总巡包文。当晚，特支听取了谈判进展情况，并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刘泮泉、邵健、许孔珊连夜起草华捕互助委员会章程，第二天经全体代表会议通过。12月5日下午3时，工部局人事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华捕代表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决定进一步谈判以后，由人事委员会提出建议，提交工部局董事会作最后决定。

　　12月上旬，华捕代表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又同虞洽卿先后进行两次谈判。虞基本接受了代表所提要求，并达成协议。关于增加工资待遇问题，虽然基本薪水仍是21元，但生活津贴增加了150%；单身华捕每月最低收入由原来63.5元增至130元。虽然没有同意与西捕一样穿制服，但同意华捕不再打绑腿，不再对华捕进行侮辱性的罚操；休息天数也由每月一天增加到两天；关于华捕可以升巡官问题，也被接受，尽管以后并没有一个华捕被提为巡官；至于成立华捕互助委员会，租界当局以在军警中组织群众福利团体不适合为由，拒不接受。

　　为防止捕房事后报复，虞洽卿接受大家的要求，给每个代表发了一份书面保证书，并与姚曾谟一起在中央捕房同全体代表摄影留念。这次罢岗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斗争成果，为以后警察系统党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