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延安度过的。

　　1938年我在延安凤凰岭下的窑洞中降生，当时窗外有两只燕子在飞，故童年叫“延燕”，1949年进城才由父亲改名“肖凯”。

　　我的父亲肖劲光在8年抗战中，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守卫千里河防、反摩擦斗争、大生产运动等艰巨任务，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规化管理部队

　　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时刻关怀着留守兵团的发展。1937年12月，召开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出席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的道路。他还拍着父亲的肩膀风趣地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咯。” 

　　留守兵团虽然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陕北红军和地方武装抽调的部队组成的，但这支部队基础很好，共产党员的比例很大，干部战士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另一方面，由于部队来自各个方面，制度不统一，有时还存在着组织纪律松懈等问题，不团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怎样才能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留守兵团建设好，是当时摆在父亲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有一次，父亲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提起如何抓好留守兵团部队的建设问题时，主席说，要把这支来自各个方面的、比较松散的队伍建设成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研究确定以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为留守兵团的四大任务，并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每星期给战士上4次政治课，干部普遍组织了学习小组。通过几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提高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提高留守兵团部队军事素质，父亲从留守兵团部队的实际出发，注重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水平，改进部队的教育训练。

　　当时，部队有文化的人少，父亲自己动手写教材，先后撰写了夜间训练、防毒防空、轻重机枪使用等，从一般军事常识到单兵战术，他编了一本小册子，还办起了参谋、防化、侦察、机枪、特等射手等各种训练班。1940年，还创办了轮训营以上干部的军政研究班，培养训练干部。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本著作，被列为留守兵团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这种既适应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又体现正规化要求的训练，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

　　同时，父亲还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统一了部队建制，逐步制订了值班、汇报、会议、请假、检查、总结等各项制度，颁布了内务、纪律、参谋、作战、机要、文书档案等各项条令、条例，使部队做到了处处有章可循，纪律严整，逐步走上正规，还先后向前方部队输送了2000多名干部。

　　清除匪患固守河防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环境十分复杂。黄河以东，日军与我隔河相望；其它三面被蒋介石部署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边区以内，还残留着许多土匪，经常捣乱。因此，留守兵团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以后，陕甘宁边区内的土匪破坏活动更加猖獗。除零星的散匪外，还有以薛芝茂、李钦武、赵老五等为头子的43股土匪，共计4000余人。他们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我工作人员，破坏我地方行政机关，无恶不作。为了彻底清除匪患，安定边区的生活秩序，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留守兵团组建以后，很快集中力量，采取在战术上“猛打穷追，堵截合击”与在政治上争取瓦解相结合，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斗争方法，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基本上肃清了边区内的土匪。 

　　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北起府谷，南至宜川，有千里之遥，它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从1938年至1940年，日本侵略军先后向我河防阵地发动了数十次进攻。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等装备上的优势，曾多次企图强渡黄河，速战速决，摧毁边区根据地。留守兵团各部队不畏强敌，一方面团结边区人民在黄河西岸修筑了上千里坚固的河防工事，另一方面，在晋西北主力部队的支援下，积极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武装进攻。在斗争实践中，父亲与战友们及时总结了河防战斗的两条基本经验：“半渡而击”和“主动出击”，父亲指挥部队均采取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始终固守了千里河防，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

　　在抗日战争期间，留守兵团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断进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的斗争。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每次都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骚扰、破坏和封锁。留守兵团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摩擦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明确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中，父亲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开展生产自给运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高原，土地贫瘠，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部队物质生活条件一直很艰苦。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改善部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同志指示：部队要学会搞生产，把生产、学习与战斗结合起来抓。

　　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边区的进攻和经济封锁，并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使边区财政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穿衣吃饭成了大问题，有些群众产生了负担过重的埋怨情绪。

　　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父亲找去说：“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3个办法：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毛泽东同志还对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力更生” “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

　　很快，留守兵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不仅开垦荒地、种粮种菜，还开办了11处毛纺厂，以及被服厂、鞋袜厂、皮革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和各种作坊等共52处，有的部队还搞起了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各种生产经营。

　　王震叔叔领导的359旅，在大生产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不要公家l粒粮、l寸布、l分钱”的口号。他们开赴南泥湾地区，实行“屯田政策”。开始没有房屋住，就露宿荒地，没有粮食吃，就以野果草根充饥。经过两年辛勤劳动，他们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他们的粮食生产做到了“耕二余一”，全旅达到了平均两人头猪，1人两只羊。正如民歌中所唱的：“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到1943年，留守兵团开荒近20万亩，收细粮465万公斤，蔬菜1650万公斤，织布1.3万余匹，养猪1万余头，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实行的经济封锁，他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困死、饿死，相反，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大生产运动，繁荣了边区的经济，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边区。

　　作者介绍

　　肖凯

　　肖劲光大将之女。1938年7月生于延安。1945年随保育院进入陕甘宁解放区。1947年先后在行知小学、荣臻小学（后改为八一小学）、北京女一中学习。1959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影公司。1975年调入凯利公司任文艺部经理。1994年退休。现任中国海洋画研究院秘书长、中国野生动物协会资深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