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故发生后，除了事故的原因，外界普遍还关注问责，即便是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人们都倾向于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这样的诉求容易理解，如今在事故调查过程中，问责成了核心的一环，反映在实际操作中，常常有官员为事故付出代价。当然，类似的做法未必就是严肃的问责，比如地方长官被撤职，它经常只是一种舆情应对策略，待事态降温，涉事官员可能又会悄悄复出。因为很多时候问责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甚远，今天问责所起到的抚慰人心的功能，并不像过去那样强大。

　　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人们纷纷讨论到底什么人要为此次事故承担责任？事发后民间有很多猜测，瑞海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神秘背景”一度成为舆论热点，按照经验，类似这种充满阴谋论的讨论往往经不起推敲，到最后都会被否定，当然，简单将其定义为谣言又未必合适，因为具体的猜测可能存在偏差，但逻辑却有合理之处。前段时间新华社的报道提到，瑞海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人脉关系，种种细节显示，事故并非纯粹因为偶然因素导致，此前安全隐患被忽视，该有的监管环节被忽略，是导致事故的关键。那么，如此一来，问题接踵而至：谁来负责，应该采取何种方式问责？

　　面对这样的报道，人们自然而然会思考，随着问责的推进，接下来到底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将责任归结于工作上的失误，对其采取行政问责，还是上升到另一种性质，比如说涉嫌刑事犯罪。前一种定性意味着有人要丢官帽，不过这是传统的做法，其实杀伤力非常有限，而后一种问责则力度十足。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因重大事故而开展问责，应该强调法律的作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党政机关内部的处分，他们的依据是，法律问责强调事实，具有说服力，而内部处分则充满不确定性，可能问责过于轻飘，也可能出于舆情应对，内部的问责冤枉了人。

　　这一次天津港爆炸事故的问责，除了企业负责人被警方控制，接下来可能要受到刑事处罚外，让外界感到意外的主要有以下两个细节，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展开刑事调查，责任人被刑事立案，二是涉及的官员达十多名，他们此前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任职，多承担港口的安全监管工作。这样的问责披露后，媒体评论提到，期望它成为“彻底调查彻底公开和依法追责以儆效尤的样本”。相对过去的事故应对而言，这样的问责的确更有诚意，这可能与事故极其恶劣的后果有关，但抛开事故背景，这种问责思路今后也有必要推广。“舆情应对”是公关意味浓厚的学问，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它的价值在逐渐降低，合符法律规范的问责才能被认可、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