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和王孝和成了同学

　　因阅读文学作品，引起我写作欲望。一天我在书报摊上发现一本64开本的刊物，是“爝火文艺小丛书”，第一辑《暴风雨》，内容都是青年人写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还欢迎投稿。我就将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一个汽车司机在被迫运送日军官兵时，毅然将一车日军开进了黄浦江，淹死了这些日本兵的动人故事，写成名为《一个英雄车夫》的小说，寄到卡德路的一家商家，不久在丛书的第二辑《海燕》上发表了。几天后，一位戴眼镜的青年，自称“漱石”，送来五册刊物，并鼓励我继续写。我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内容是十一个女学生搭船去苏北投奔新四军，被日军杀害的故事。寄去后，未见该小丛刊继续出版。这是我生平最早的创作和投稿。虽是习作，可是表达了我抗日爱国的心愿。

　　图书馆里有一个墙报，有时事评论、小品、漫画等，我很有兴趣看。那天就在我看墙报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过来问我：“你喜欢看？”我说：“我喜欢的。”他说：“你可以投稿。”后来我真的写了一篇，在墙报上登出来了。他还告诉我：“我们里面有个读书会，叫‘青读会’。在隔壁房间，你参加吗？”我说好的。我第一次参加时，负责人叫周礼文，里面工人、职员都有，都是年轻人。这一天刚巧是“九一八”纪念日，有兄妹俩唱《松花江上》。周礼文就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形势，他还讲了德国纳粹将要进攻苏联，我们就讨论形势，这是我第一次从爱好文学到认清形势，从内心萌生出抗日爱国热情。

　　我参加读书会三四个月后，被家人发现了。可是，当时我无学校可念，怎么办呢？我二姐夫说，他认识一个姓张的朋友，办了一所圣芳济励志英语补习学校，不用考试，就可以去读。我就去了。

　　正巧和我坐在一起的青年叫王修和，即王孝和。他一直穿灰布长衫，笑眯眯的，文质彬彬。他每天总是最早到学校，在练字。他是宁波人，英语读得不准。我就教他。我问他，为啥每天这么早来练字，可以在家练嘛。

　　他不响。有一天，我早到，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他满头大汗地来了。他跟我说，他父亲是卖鱼的，他喜欢读书，父亲是信教的，因此到这里来读书，不用出学费，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所有的教室都要他来打扫。他是住在学校顶上阁楼里。每天早起打扫，我问他吃饭怎么解决呢？他说，这里不能供应饭，自己负责，吃得差一点。除了读书，我们还一起谈论抗日，他也是坚决支持抗日的热血青年。这个时候，日本人称孔夫子是王道。我认为，五四运动反孔，批判孔子，就片面地认为古文不能读。但王修和却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俩感情是很好的，我知道他吃得很苦的，我在外面吃饭时，就叫他一起去。

　　当时，有个姓徐的教导主任，让我们读古文《出师表》，老师第一个叫我背《出师表》，我说背不出，也不愿背。老师就叫王修和背。他背出来了。下课后，我对王修和说：“我们现在反对孔子，就是反对古文。”他辩解说：“诸葛亮《出师表》蛮好的，可以读。”可我坚持说我们要反对封建旧礼教。

　　过了两天，徐老师上课，他又让我背《出师表》。结果我背了两句后，他觉得不对劲，问我背的是什么？我说：“是《出师表》，倒背的。”我说，我不是背不出，我是反对读古文。这下老师生气了，下课时叫我去，说我捣乱，要开除我。我说开除就开除。

　　抗战胜利后，王修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名王孝和。王孝和在工厂出事后，我看到报上照片，才知道是我从前的同学。国民党说他搞破坏，抓进去了，地下党让他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已经在编报纸了。我想去看望他，可是不让进去。刚巧我认识中央社一个记者。我请他在特刑庭审讯王孝和时，多拍几张照，给我几张。我拿了这张照片，去给一家晚报，结果登出来了。国民党追查也没查出名堂。后来，王孝和被判死刑，被国民党杀害了。解放以后，上海工人文化宫展出了他的血衣、血书。过去我不知道他是真正的革命家，还认为他落后。这个事情对我教育是很大的。我自认为自己是进步的，其实真正的革命家，不是口头上叫喊“革命”的，而是踏实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