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承德避暑山庄，看的听的想的无不是清朝的人和事，连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前代气息，令人不能不神思恍惚，常会生出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错觉。每年有数百万人涌到承德，不是人们喜欢清朝，而是对“康乾盛世”有一种好奇。这就是文化的魅力。避暑山庄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象征，而今人很喜欢的一个词就是“盛世”，在一些郑重其事的场合使用率很高。但“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盛世”有没有个标准？

　　民间曾流传一句话：“明修长城，清修庙。”当大臣向康熙奏报，为防御外侵应重修长城时，被他否决：“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由此为历代老是修长城画上了句号。然而他却决定修建避暑山庄，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是“不占民田，不毁民居”，即不拆迁，不扰民。更令人惊异的是他怎么就选中了热河这块地方？此处活脱脱就是“中国地理形貌的缩影”，东南低，西北高，西北部多山峦，东南部平野上多河流湖泊，为此康熙定下的调子不是修什么宫、什么城，就是建个“山庄”。依山顺势，以朴拙的山村野趣为格调，保留自然原态的精妙，然后再移天缩地，“招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89年，却建成了一个中国占地最大的帝王宫苑，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形貌如中华成一统，名胜集全国于一园，文化融华夏五千年。同时还陆续建造了“外八庙”（实际是12座藏式、汉式寺庙），如众星捧月般护佑着山庄，又与山庄珠联璧合，形成“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宏大格局。

　　自古来一个个王朝灰飞烟灭，唯有文化留存下来，人类历史其实一直是文化在统治。无论任何时代，永远都是文化的时代。避暑山庄形成的文化现象，伴随着盛世的力量，至今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撼力，康乾时期许多重要的军政要事，都在这里处理，如平定准噶尔，统一南北疆和台湾，《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和班禅……前代所谓“边徼”之野，成为清朝“龙兴之地”，在避暑山庄设计和规划了“康乾盛世”，真正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1780年，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竟然徒步从后藏扎什伦布寺出发，行走一年多才来到避暑山庄，专为祝贺乾隆70大寿。

　　盛世之“盛”，就应该体现为强大的凝聚力，不能内忧外患。乾隆58年（1793），号称“大英帝国”的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使团，带着重礼也是在避暑山庄觐见中国皇帝。当时欧洲正流行“中国热”，他们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甚至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然而“盛世”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自大和保守，英国使团极力想讨好清帝，就是想跟中国通商、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带来了精心挑选和特意制造的大批礼品，有19宗590件之多，包括英国人最新的科技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连发手枪以及用于天文和航海的精美仪器……不想中国的皇帝和大臣们对此不屑一顾，让英使“中国迷”马戈尔尼失望地空手而归。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朝为他们当初的傲慢和迟钝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由盛及衰，是任何一个王朝都难以突破的规律。康熙在亲笔书写“避暑山庄”的大匾时就留下了伏笔，或者叫“败笔”，他将“避”字右半边的“辛”字下部多写了一横，被称作“天下第一错字”。但错得有说辞，错出了大名堂，这多出一横是避暑的“避”，有别于逃避之“避”。康熙有这个权威，能创造一个错字，并将其演变成一段故事流传开来。以后又陆续为避暑山庄命名了36处景致，取名一律用四个字：“烟波致爽”、“四面云山”等等，乾隆同样也在山庄命名了36处景观，为表示不能与祖父比肩，取名少一字，一律用三个字：“沧浪屿”、“凌太虚”等等，合起来构成避暑山庄的72景。雍正甚至因避暑山庄的存在，竟将古已有之的“热河”更名为“承德”，取“承先祖德泽”之意……无论“盛世君主”活得多么精致有学养，他们的文字游戏也终究无法让盛世永固，最终康熙生造的避暑之“避”，还是成了逃避之避、避难之避。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兵锋直指北京，清帝咸丰为躲避战乱逃到避暑山庄，在山庄里一“避”就是两年，与道光帝一样最后也死在西暖阁。随后慈禧诛杀肃顺等八大臣，在避暑山庄夺权成功后返回北京，随即竟下了一道懿旨，废弃避暑山庄。不知是想掩盖她在山庄做了一些永远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还是山庄的存在让满清的后世子孙无颜面对先祖的辉煌？所谓“一座山庄，半部清史”，不正好体现了它的文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