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谢觉哉接到孙子学初来信“今年十月祖母六十正寿,望祖父回家”。谢觉哉回信:回家暂时不可能,寿文应该写一封。他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满满四张大纸,“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有朋友来信,说你有丈夫气,其实,平凡的男子不一定比得你上,假如你不是生在这样的社会,读了书,不包脚,那你的本事,会比我强……可惜得很,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再过一十九年即是我俩结婚的六十周年纪念,老话叫‘重谐花烛’,要重新拜堂行礼。那时候,也许不要到那时候,革命已经成功,国安家泰,我能够告老还乡,重温夫妻旧梦。等着罢,这不是空想,而是可能达到的。”
谢觉哉在信中不忘嘱咐妻子“从满六十岁那天起,不要再‘斩猪草’、‘提猪食’,少管些事,安静过日子,心里放宽广些,吃得好一点,包你活得更长久。”
在谢飞看来,之所以能够将父亲的诸多家书整理成书,有赖于何夫人对父亲家信的珍视与保护。据谢觉哉与何敦秀四子谢放长女谢延仁回忆,每次收到爷爷家信,奶奶何敦秀总会将它们一层一层包好,放在阁楼干燥处。天气晴好时,奶奶会拿出那些被层层包裹的家书,晾晒、防虫。
何敦秀离世后,这些家书交由谢放保管。之后,这些家书又转交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儿子谢飞及兄长谢飘。
“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就在谢觉哉与何夫人保持通信的同时,1937年,离家十余年的谢觉哉,在遥远的西北,被“组织安排”与24岁的王定国结婚。
组织说服王定国的理由有两点:谢老年纪大,需要人照顾;谢老做统战工作,需要有人以夫人身份从旁协助。
谢飞说,母亲年老后曾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自己当时有过犹豫。“她在四方面军有个相好叫张静波,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直到查清张静波已在红军西征战斗中英勇牺牲,母亲才同意了婚姻。”
在谢飞看来,与有些人不承认、不理、不见的做法不同,父亲始终问候与帮助湖南家人的生活,并对何夫人讲“你永远是我的夫人”。
1951年9月7日,父亲给何敦秀写了最后一封亲笔信,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50年代末,八十岁高龄的何敦秀被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据谢延仁回忆,谢觉哉带王定国去看望。“一开始没有上楼,让生活秘书把钱送上去。奶奶有些生气,走到晾台,把钱扔了下去。”
谢觉哉于是带王定国上楼,此后,二人多次请何敦秀来家里,也多次去看望,并送生活费。何敦秀有一次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1967年,八十八岁的何敦秀去世,王定国亲自帮助料理后事。
在谢飞看来,自己父母虽然“先结婚、后恋爱”,但两人同样情谊深厚。
在《谢觉哉家书》中收入了一封“特别”的家书——1956年6月18日王定国第一次提笔给谢觉哉写信时,后者在信上做的文字修改。“……我的感冒(谢改‘冒’的笔画)已好一点,现有半个月时间,吃药也不(谢改‘不’字的笔画)行,就是全身都痛。余(谢改‘余’字笔画)人都好。谢七七有点不听话,每天把小龙打得哭。(谢左侧批:打小龙不对,责令改正)。”
这封信,可看作谢觉哉与王定国教与学的有趣例证。结婚前,王定国并不识字。婚后,谢觉哉有次让她帮忙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她难堪地向丈夫坦承自己不认字。谢觉哉听后恍然,说:“不用怕,我教你。” 此后,在他们相伴的三十四年中,王定国不仅脱了盲,还跟着谢觉哉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成为有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
1963年1月,王定国五十大寿,谢觉哉写诗赠与妻子:“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桑海人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
“生活在‘一夫一妻’、‘先恋爱、后结婚’时代的现代人,往往不理解或喜欢嘲弄、调侃旧时代人们‘多妻、多婚’的婚姻情况,而不去了解我们的父辈,以至人类社会很长时期存在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谢飞说,仔细阅读父亲半个世纪中与两位夫人的通信,他具体地感知了百年来中国人生活形式与制度的复杂存在与变迁,更感受到中国人几千年的“相敬如宾、珍惜亲情”的美好民族传统。同时也可看出参与制定新中国《婚姻法》的父亲,理智、平和地处理了在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
既是家信,养育儿孙成了谢觉哉信中主要内容。进入1950年,谢觉哉在写给湖南的信中多次表示,子孙辈要安心农村生产,过好“土改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49年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消息传到偏僻家乡,正值青壮年的湖南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1950年1月21日在给长子廉伯和次子子谷的信中,谢觉哉写道: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注: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家乡土改完成,谢觉哉在信中对子女讲:“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过如何生产,只是叫苦、困难、要帮助”,“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有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同时表示“只有有志气,能自立的人,才有资格请人家帮助,人家也会乐意帮助你,同时你也可以帮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