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利器先生著述颇丰，且论著以征引浩繁著称，是名副其实的“广征博引”，那么，王先生是怎么做到能将如此众多的资料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呢？原来，他的学术积累，依靠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做资料卡片，所读过的书，凡有价值的资料，都工工整整地抄写到卡片上，做好分类，用的时候，按类别进行检索，很快就能找到。他自己曾总结道：“读书要全靠记忆，哪里记得住许多。我全是利用卡片来辅助记忆力之所不及，来处理所搜辑的第一手资料。十几二十年来，我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卡片。”“文革”期间，王先生的书籍连同卡片全部被抄走，给王先生造成了巨大损失，王先生因此而流泪：“十年内乱中，我蒙受的损失最大的要数这批卡片。当落实政策时，退还我一小部分书籍，我向北京市有关的某单位当时的打砸抢者清问我的卡片时，他们还‘理直气壮’地答复我：‘你的卡片，我们一张也没有要，都送去造还魂纸了。’天呀！多少年的工夫，就这样废于一旦！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了。”

　　其实，依靠做卡片来从事学术事业的大有人在，学者陈登原先生也是一个善于积累资料卡片的人，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卡片，并凭此写出了多种著作，他在上课之时，曾这样阐述卡片的作用：“一天写卡片十张，三年之后就可以横行霸道！”历史学家漆侠所著的六十余万字的《宋代经济史》一书，就得益于对资料卡片的积累，为了写作这本书，他检阅史籍千余种，摘录了大量卡片，可惜文革期间全部被毁，但他又以坚定的意志重起炉灶，重新积累了大量卡片，并借其完成了《宋代经济史》一书。《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一书的编著者陈玉堂先生，为了编辑此书，竟然记录了三十多万张卡片！为了放置这些卡片，他专门购置了一个中药柜。

　　仔细想来，做资料卡片是一种很笨的学习方法，不如当下流行的“复制”、“粘贴”那样投机取巧，然而，学术事业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笨”工夫，必须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去努力，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在《史记·儒林传》中就看到了‘文学’与‘文章’的区别。大家都读《史记·儒林传》，但不一定会注意这问题，这就靠卡片的作用，所以笨工夫也有笨工夫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