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被微信惊醒，获知周小燕先生仙逝。一时了无睡意，数十年往事一一而过，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新民晚报》刚复刊，我也刚踏上记者生涯，虽人生地不熟，但却明白上海音乐学院是国内音乐界的一座大庙，而周小燕先生是庙里的大神。

　　那时的上海音乐学院，以贺绿汀、丁善德两位大作曲家为主帅，麾下各系都有大把的名教授，都是业内实至名归的饱学之士，可谓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而在众多教授中，唯有周先生和谭抒真先生以副院长兼系主任，并被委以终身教授之职，鹤立于众。当时值“文革”刚结束之际，上音能决然重用周先生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专家，现在回望，还是音乐界的庆幸。

　　现在想来，当时周先生已年逾六十，可是她精神焕发，毫无倦怠之意，一个个学生悉心上课。我当时初涉采访，常常需要讨教专家，每次向她提问，她都能仔细答复，一一解释，就像给她的学生上课一样。有时在音乐会上指点台上演技，虽片言只语，却往往能一语中的，让我豁然开朗。记得当时对是否能演外国歌剧，音乐界五十年代的“土、洋之争”又起争执。但她坚持土、洋并存，各行其是，尊重各自领域的专业方向。由于她自己是留洋归来，学的是西方声乐，更是专攻西方声乐艺术，每每遇国外有声乐名家来访，她必定到场——是音乐会她必定到现场聆听，是大师班讲课她非但到场，还常常亲自上台担任翻译。事无大小，一切只为了能更好地把外国专家的艺术精华留下来。

　　很多老音乐家，早年常常会保持西方社会的生活习惯。但在经历了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这些生活习惯便荡然无存。但是这些习惯在周先生身上却很快“死灰复燃”。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大家还习惯于“文革”式的穿着时，她已经穿上高跟鞋，抹上了口红。虽然最初仅仅是在接待外宾时偶尔露一下。以后渐成习惯，大家也就见惯不惊了。此外，现代年轻女性普遍追求的瑜伽练习，周先生从“文革”时期就在家里偷偷地练习起来，几十年未尝中断。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身材一直能保持很好状态的原因。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大剧院看歌剧，我清楚地看到她在台口前一路小跑从右到左，不知为什么事。可是当时她已经八十多岁啦，还那么身轻如燕。从这点上说，她是今天时髦女性的先驱。而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与她从事的意大利美声唱法毫无关系。不仅如此，每次我到她家里采访，她必然会很客气地请我入座，然后亲自起身沏一杯茶端到我面前。而她家里其实是有保姆的，就站在一边。

　　她永远是笑眯眯的。我不记得她有过任何蹙眉、圆目、不耐烦甚至动怒的情景。即使在人群中，她也能不失时机地对每个能见到的人给以真诚的招呼。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这种修养是装不出来的，尤其不可能装几十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一个学校任教，在一个音乐圈生存，她难免会有对立面，会有对她不满的下属与同僚，但是她的真诚一以贯之。

　　我们知道，对一位女性教授以“先生”称之，这在中国学术界是最高的称呼了。而在上音，“周先生”是所有人对她的共同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