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实施以来，“围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式走马观花的下乡走访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或集中调配车辆的形式，提高了公车利用率。但新华社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等地采访时发现，个别地方干部抱怨申请不到公车或车补不到位，出现了“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等情况。

　　一些基层干部声称“没公车不下乡”，表面上看是在打车补的算盘——“下乡越少，落袋越多”，实质上暴露的是却是作风问题。把能否申请到公车、拿到多少车补当作是否下乡的条件，一说明他们对下乡调研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说明车补被这些人当成了福利。拿“没公车”当不下乡的借口，说到底就是懒政。

　　下乡必须坐公车吗？显然不是。过去没有公车的时代，不少干部即使坐火车、乘汽车甚至骑自行车，也要到基层听取鲜活民声。虽然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如果领导干部作风优良，没条件也会创造条件去下乡；反之，如果领导干部在认识上、作风上有问题，即使有公车，下乡效果也难以保证，还会为不下乡找新的借口。

　　公车改革推行的时间不长、货币化补偿机制尚不够成熟，这些都是车改过渡期的正常表现。但对于“没公车不下乡”的懒政，不能姑息和纵容。推进公车改革的初衷，既包括减少行政开支，又包括提高行政效能，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我们甚至不排除，有些人嚷嚷着“没公车不下乡”，是想用软抵制延宕公车改革。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一方面，当“没公车不下乡”成为许多基层干部的共同选择，有关部门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对干部下乡的考核。对于很多职能部门来说，下乡调研不是可去可不去的选答题，而是不去就涉嫌失职的必答题。在要不要下乡、下乡频次、下乡效果等指标上，要有完善的考核机制加以约束，不能“任性”。

　　另一方面，“没公车不下乡”所暴露的公车改革后遗症，也要在技术层面加以重视。比如，对于车补没有落实到位的，应该想办法督促落实；比如，车补已经发放到位的，应该尽可能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已领导车补仍拒绝下乡的干部要依法依规处置；再比如，车补分配是否应适度向一线倾斜，也值得考虑。

　　“为官避事平生耻。”无论找什么借口，不作为、懒政都是领导干部之耻。真有一颗为民服务之心，真愿意通过下乡体察民意，总能想到解决办法。比如，一些地方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与网络约车平台合作，不仅有效解决了目前“人多车少”的矛盾，还增加了下乡考察的透明度。这种转变思路的做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