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上海生活插曲

　　我家隔壁就是一条弄堂，清晨四点多就听到“咯咚咯咚”的声音，掏粪车开进弄堂里，清洁工来掏粪了；整个弄堂里臭气熏天，十几分钟车开走了，总算还可以再睡一会懒觉了；刚刚合上眼，就听到“叮呤当啷”的声音，送牛奶的三轮车来了，对面洋房的人家都订牛奶，可是我们闻不到牛奶的香味，却在梦里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家吃不起牛奶，不知道牛奶是什么味道；只听隔壁的阿奶说，过去的资本家太太都用牛奶洗澡，所以脸上雪白粉嫩的。听了心里痒痒的、忿忿的，我们连牛奶也吃不到，他们怎么还用牛奶洗澡？

　　我们早晨吃泡饭，条件好的人家买一根油条蘸酱油、五香大头菜和什锦酱菜下泡饭吃得也很香，那时候，不会有人想到现在的上海人都能喝上牛奶。

　　清晨，弄堂里的人家买完了菜回来，好不容易安静一会，又听到很响的喇叭声，一辆辆装货的重型卡车开来了，震得房间摇晃起来；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

　　当时没有煤气，每天生炉子是件麻烦的事情，先将炉子里的灰捅出来，弄得烟灰弥漫，眼睛也不开。每天要想办法找几张纸用来燃着木柴，那时候订报纸的人家很少，所以找不到很多废纸，找了一本去年的暑假作业本和课本撕了几张生炉子。

　　华亭路转弯，靠长乐路口有个卖木柴和煤球的小店，大的木柴买回来还要用菜刀劈成小块。等木柴旺了后再放煤球，用扇子狠狠地扇，烟熏得眼睛直流泪。如果煤球不旺，炉子灭了，又要重新开始这几道工序。

　　有一家亲戚住在延庆路前面的洋房里，他们家有煤气，有时我们来不及烧晚饭，父亲就叫我到他们家去烧。开关一开，火呼呼地冒了出来，就像神话一样，不一会饭就烧好了，我高兴地端着锅子回家。一边走，一边想：什么时候我家也能有煤气多好!后来不知道是谁发明了煤饼炉？炉子生好后不要加煤球了，放二个圆形的有小孔的煤饼就可以了；等下面一个煤饼快燃烧完了，小心翼翼地夹出来，将上面燃烧的煤饼放在下面，上面放上一个新的煤饼，过了一会，炉子就很快地旺了起来。晚上将下面的炉门关上，新的煤饼可以一直烧到第二早上也不灭；有时偶然炉子灭了，就到隔壁人家去夹一只燃烧的煤饼放进去，这样就不用每天翻书包找废纸，天天生炉子。当年不知道是哪位技术员发明了煤饼？他应该拿“诺贝尔发明奖“，因为他让几亿中国人从烦琐的每天生炉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

　　生完了炉子，还要倒马桶，“哗拉拉”的声音是上海滩的晨曲，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延庆路的居民才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装上了抽水马桶。可是居民却不是很高兴，因为解决了卫生问题，就意味着这里不会再拆迁，住在这里的居民多么渴望能住上新公房，不要再几家人家合用一个厨房了。

　　当时在同学家里，我看到了现在上海人的生活状况，有煤气、有淋浴、有厨房，还有花园，所以回到二十多平方米的家里，感到狭窄、压抑。那时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住像同学的家这样，有旱冰场的花园、有煤气、浴室，还有一个小书房……

　　延庆路１１０弄里面，原来可能是个大花园，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搭了很多木板房。下雨天，里面的路很泥泞，难走。里面住的人很多，有的也不是上海人，是从外地来的。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家是从外地逃荒过来，全家人用一根麻绳拖着一个平板车来到弄堂里。他们穿着很破烂，后来就用几块木板搭了一间小房间，全家住在里面。当时他们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就到外面去捡垃圾为生。这里的居民不知道这家人家叫什么名字，就叫他们“捡垃圾人家”。这家人家很善良，几十年过去了，子女们有了工作，生活也有了改观，左邻右舍相处得很好。上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将里面的木板房拆掉，盖了四栋两层楼的水泥房，居民的住宅有了改观，他们也分到了一套房子。

　　我们楼上的蔡家有姐妹五人，也许孩子们认为我们占了他家的房子，所以对我们不太友好，当时也有孩子多的人家欺负孩子少的人家。因为我是老大，弟弟妹妹相差我十几岁，有一次我和他家的大儿子打得在地上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