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的时候，张延忠看到了这条手机微信。
“爸爸安详地走了，7月10日凌晨1：10分。”发信人是叶静子，叶选宁的女儿。
张延忠是叶选宁的“发小”，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
此前，张延忠早有心理准备，但仍觉得突然。几天前，她刚刚看到叶静子的朋友圈，分享了两张祖孙照片。照片上，幼小的孩子坐在外祖父的病床上。老人合眼躺着，左手伸出被子，抓住小外孙的左脚脚踝。小外孙则把手搭在了外祖父的手上。张延忠觉得感动又心酸，她想，叶选宁的手还有劲。
但是，叶选宁离世的消息就这样突然传来。
馨儿
“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的老爸爸吧!”1970年五六月间，身在湖南的叶剑英心急如焚，却无法到出事的叶选宁身边，只得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追问儿子手臂的伤势。
不久前，被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军队农场的叶选宁，往粉碎机里送杂草，不慎右臂卷入机器。当地医院勉强为他接上了胳膊，但机能几乎完全丧失。叶选宁决定去上海，再动一次手术。
当时，靠边站的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屋子里唯一可用的手摇式电话机质量不佳，他常常听得不甚清楚，请求接线员想想办法，减轻线路干扰，却被接线员没好气地呵斥一番。他挂了电话，双手发抖，满眼含泪，却也无可奈何。
写信成了他和孩子沟通的路径。“馨儿”是叶选宁小名，是从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大夫第叫出来的。
1938年，叶选宁出生于中国香港。幼时的他，没有见过父亲。那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正在国统区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一年后，因形势紧张，同样参加了革命的妻子曾宪植将儿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荷叶镇大坪村的大夫第是曾国荃造的，曾宪植是他的五世孙。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据说，大夫第是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重镇安庆之后建造的。府第有九进十八厅，共148间房屋。
叶选宁在此间长大，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父亲已再娶，他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和妹妹，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住在北长安街上。他有时住父亲家，有时住母亲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回京，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担负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叶家情况逐步好转，叶选宁决定去衡水看下放的母亲。
那时的曾宪植是“专政对象”，经历了假枪毙，每日拉水挑粪，血色素十分低。叶选宁给母亲带去了一条腊肉、一小瓶辣酱和两条简装的“大前门”香烟。母子相见时，他讲述了自己断臂的经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他走后，母亲在住处失声痛哭。
后来，叶选宁回京，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信，详陈母亲的处境和身体状况，请求批准她回京治病。毛泽东批准了，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接回了北京治疗。
粉碎“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常常派叶选宁替他出面，做沟通工作。
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回忆，那时叶选宁和堂弟叶选基常常开着吉普车，在老帅、将军的家里串联、传递消息。他们都知道，叶选宁代表着叶剑英。那时，叶选宁接触面宽，消息源丰富，又很聪明，成为叶剑英的临时“联络员”理所当然。
1986年，叶剑英去世。1989年，曾宪植去世。不到五年，父母双亡，叶选宁按照老家风俗，蓄发蓄须以守孝。胡须他过了三年才剃，有一阵必须戴帽子才能遮住凌乱的头发。
这几年，右臂常常疼痛，有人劝他截肢。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歹我现在还是四肢健全的。
阿宁和老总
天已经黑透了，地上有厚厚的积雪。张延忠和叶选宁送走了回京过年的同学，没买到车票的他俩搭伴从火车站往回走，沿着大道，一脚深、一脚浅。
这是1959年，叶选宁和张延忠都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学中还有王若飞的独子王兴。十多年后，张延忠、王兴结为了夫妻。
叶选宁初到北京时，北长安街有一群岁数相仿的孩子们，其中就有张延忠和王兴。
叶选宁是孩子王，大家都管他叫阿宁。或许是从小受的教育良好，而且天生聪慧，懂得多，点子也多，虽个子不高，那些个子比他高、年纪比他大的，却服服气气地跟着他。
1956年，18岁的叶选宁参军。不久后，他被选入军委大连俄专，最终没有去成前苏联留学，于1958年转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导弹工程相关专业。第二年，张延忠、王兴也进入了这所学院。
1960年，因身体不好，叶选宁进入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他回到导弹部队，转战多地。
叶剑英第四个孩子叶向真的前夫刘诗昆，就是在这期间与叶选宁相识的。
刘诗昆爱喝白酒，有时，叶选宁就在一旁逗他喝酒，刘诗昆微醺了，叶选宁却还没怎么沾酒。后来叶选平、叶选宁、刘诗昆以及另一个亲戚一起喝酒，叶选宁照样喝得不多，其他三人却喝高了，躺了一两天才缓过来。刘诗昆笑说，叶选宁是“坐山观虎斗”。
相比喝酒，叶选宁更喜欢书法。他一岁抓周，抓了支毛笔。三岁开始，先后由老外婆（母亲的奶奶）、外公和舅父教写字。
“文革”开始后，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年轻教师的刘诗昆被打成反革命，他自我申诉，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拜托叶选宁抄好。绿色的纸洋洋洒洒写了几十页，张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白墙上。
后来，叶选宁下放到天津。叶选宁胳膊出事后，张延忠收到了他写的信。信写得并不凌乱，字迹清晰，她无法想象，这是叶选宁从三天的昏迷中醒来之后，用完好的左手写的第一封信。
叶选宁赴上海动第二次手术时。手术之后，叶选宁的胳膊接上了，但丧失了全部功能。他看起来并没有失落、低沉。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他宽厚而爽朗。
“文革”之后，听说谁没平反，谁家的房子被占拿不回来，叶选宁总会出主意、想办法。从老干部到文化人，很多人得到过他或多或少的帮助。许多事情，只要他出面就能迎刃而解。
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叶选宁会当面说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对方需要时出手帮忙。
“他是红二代之间的粘合剂。”苏承德告诉记者。
1990年代的一天，苏承德和妻子回国探亲。叶选宁听说后派人接他们到自己家吃面。
这天，是叶选宁的生日。
苏承德看到了一张很大的音乐贺卡，上面写着：
亲爱的老总，你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我们全家都由衷地祝福你，生日快乐。
“老总”的称呼最初是由谁叫起来的，刘诗昆已记不得了。叶选宁喜欢在家里组织聚会，大家开玩笑叫他老总。这个称呼越传越开，后来连哥哥姐姐都这么称呼他。
叶选平、叶楚梅、叶向真、叶选廉、叶文珊和他们的配偶都在贺卡上签了名。
叶家子弟，一个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