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脱险归队

　　我一进牢门，“嗖”地窜出两个马匪，对我一顿拳打脚踢，算是下马威。由于当时国共谈判正在进行，统一战线建立在即；同时，周恩来等人正多方营救西路军，故马匪不敢滥杀战俘，否则我肯定被砍掉脑瓜子了。

　　1937年4月底的一天，马步芳专程从西宁来到凉州，向西路军战俘讲话。马步芳将1200余名西路军战俘，集中在一个大空场上。马步芳干咳一声，放开破锣似的嗓音说：“现在国共两党就要合作了，蒋委员长要领导全国同胞一致抗日了，我们不会杀你们的。不过，也不让你们呆在凉州，送你们去永登，那儿有你们的人等着。”他话音一落，转身就在十几个保镖的簇拥下扬长而去。

　　我们一到永登，马匪即宣布成立劳改团（也称红俘三团），将我们编成了3个营，每个连编成3个排，我被编在2排。这个团的排长以上干部，均为马匪指定的。到永登的第二天，马匪便押着我们去河滩操练；半个月后，发给每人一件衣服，便去筑甘新公路，我所在营住在一座破旧的白龙寺里。

　　在永登过的非人生活，我至今想起来还恨得咬牙切齿。马匪仅给我们一点干草，睡了没几天便成了烂草，从此我们就睡在泥地上，用砖头作枕，我严重的关节炎就是那时得的。吃得更糟，每人每天发1斤面粉，其中包括换盐、油的3两，实际只有7两粮食，每顿烧一锅面片汤，由班长分给每人两小碗，这哪能吃得饱哇！更可恶的是，事务长去粮站领面粉时还克扣，搞贪污。每天挖路要劳动10个小时以上，吃不饱、睡不好，再强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我们这些身体极其虚弱的人。

　　我们筑路时还不准讲话，谁违背规定，监督的马匪立刻用鞭子抽打。我们的三排长长得鬼头鬼脑，堪称心狠手辣，我们每个人都挨过他的打骂。如果马匪残忍，那还想得通，因为他们是敌人。可是，三排长是自己人，却打人不比马匪差。三排都是15岁左右的红小鬼，干活当然体力不支，结果遭到三排长的毒打。特别当马匪在场时，三排长打红小鬼的耳光特别凶，我想此人肯定不是党员、干部，不然不会对同志这么厉害。

　　而二排长傅指斗（现大连警备区离休干部）特关心人，他不是我们军的，听说是兄弟部队的机枪连长，我们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温暖。当时斗争复杂，彼此都不能暴露身份，二排长尽了一个党员干部的责任。

　　非人的摧残使许多战俘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我们或逃跑或消极怠工或写标语等等。有一些逃跑的战俘被抓回后惨遭枪决和活埋。一位小战士被抓回后，马匪将一条铁链穿进他的锁骨，每天像狗那样被牵到工地上示众，最后再把他杀掉。我一次逃跑未遂，马匪用木棍狠砸我的头，当场鲜血染透衣服，现在头上的疤还在，以致每当天阴就犯头痛病。筑路时只要马匪离开，我们马上磨洋工。一天，我被他们发现了，两个马匪将我按在地上，足足抽了几十鞭。我愤恨至极，趁晚上去寺外小便之机，捡块红土石在墙上写下了“反对压迫，枪口对外，共同抗日”等标语，直气得马匪吹胡子瞪眼……

　　我们筑甘新公路一直干到了1937年9月份，总共筑了从红城子到乌鞘岭，约100多公里路。这时，党中央经过与马步芳交涉，他终于同意放回我们了。在秋高气爽的一个艳阳天，我们正在筑路，忽见前方尘土飞扬，一匹快马奔到跟前，马上跳下一位同志振臂一挥：“同志们！立刻停止筑路，中央要我们回延安！”我们闻言欢呼雀跃，一任泪水倾泻，回头一看马匪不知何时全溜了。

　　随之，我们从永登步行到兰州，由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出面安排，东北军于学忠部派汽车送我们去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我们发了棉衣、毛毯，住了几天便乘车去延安。当延安宝塔山进入我的视线时，我这个内向的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庄重地行个军礼后跳起来高喊：“党啊，您历经苦难的儿子回来啦！”

　　在延安住了半个月，上级要我去抗大学习，我激动地说：“不，我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让我上前线杀鬼子，让我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吧！”1937年10月，我跨上战马，仰天一声长啸，奔向山东抗日根据地，编在许世友将军的麾下，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