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朱天，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中欧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系主任。

　　在来中欧执教之前，朱天曾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还曾任职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后并入摩根大通银行）。朱天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企业理论、经济发展和增长等方面。

　　朱教授最近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比较经济研究》、《转型经济学》、《金融中介杂志》、《国际经济评论》以及《产业与公司变迁》等国际学术期刊上。2015年，朱天荣获“中欧教学优秀奖”。近年来，朱天经常在国内外报刊和网络传媒如《金融时报》、《经济观察报》、FT中文网等发表经济评论文章。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贡献大

　　近年，发达国家经济与政治领导力缺失，中国等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G20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东道主国更是备受瞩目。“中国经济增长复苏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如果中国重视自己的增长，这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将是一种鼓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本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7月以来公布的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呈下行趋势，无论业界或学界都有悲观声音传出。尽管如此，朱天教授一直以来却对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他通过研究从全球比较的视角发现，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政策、体制等并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才是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中国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经济在这三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俗，因此，仍然有理由对长期增长前景拥有信心。

　　大约5年前，一位来自巴拉圭的学员在课堂上向朱天提问：“30多年前巴拉圭人均GDP就有1500美元，现在不到4000美元，而中国30多年前人均GDP约只有200美元，现在却超过5000美元。为什么中国增长那么快？”这一问，成为过去5年朱天教授一直研究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从全球比较的角度来看，朱天指出，1982-2012年的30年间，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仅有1.38%，低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而中等收入国家总体也只有3.08%的增长率，远低于中国。这30年间，每个国家在不同年份或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但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作为3个区间进行全球经济增长的比较，朱天发现，中国经济增速在每个10年里都名列前茅；“金砖五国”虽然都是经济总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但只有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表现突出；每个十年里，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增长不断提速，而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总体减速。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引领作用。纵观世界经济版图，朱天解释，中国和印度在过去30年里经济增长速度都高于发达国家，但很多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直到21世纪才开始超过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是资源型的，他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这一时期世界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世界资源价格的上升，很大程度可以归功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朱天说。

　　“虽然每年的GDP数字和增长率有一些争议，但不管用什么数据看，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从长期角度去看，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还是相当快的，快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朱天教授说。

　　解读“中国增长之谜”说法不少

　　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有人认为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政府政策，有人认为是因为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还有人认为源自出口拉动等。在朱天教授看来，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30年的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其他发展中国家，朱天把这叫做“中国增长之谜”。

　　“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生产-供给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朱天进一步解释，例如出口作为需求的一部分，其快速增长应该看成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出口，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大量生产中低端消费品出口到全世界，制度变革、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全球化只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改革前后的巨大差别，但不能解释中国增长之谜的问题，其他劳动力也很廉价、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并不比中国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增长都不如中国？”

　　改革开放同样是一个对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习惯性解释，有“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声音——自由市场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不够自由、不够开放，如果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不会崩溃，也难以为继；中国模式派则主张通过强势的政府积极干预市场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确或者基本正确。朱天教授则认为，自由市场派的观点无法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并不比多数发展中国家高；中国模式派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因为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唯有中国找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的可能性太低了。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增长

　　既然流行的解释都显得有些片面，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是一个中长期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类产品的供给能力及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这样的定义下，经济增长是供给问题，而非需求问题。”朱天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直接原因是物质资本（包括机器、设备、建筑物）的增长、劳动人口和人力资本（也就是教育、技能等）的增长，以及人力和物力的利用效率（专业术语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后者也被看作技术进步的结果。”

　　他指出，从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速度特别快。根据权威估算，中国在1978-2005年间的GDP增长率为9.5%，生产率年均增长3.8%，也就是说有40%的经济增长由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剩下的就是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人口增长所致。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朱天指出，1980年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人均GDP在所有有数据的国家里排名倒数第二，但那时候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却已接近世界中等水平。

　　不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增长之谜，究竟为什么中国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比其他国家快那么多呢？“文化才是关键！”朱天说，“儒家文化正是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关键。不管是文化还是制度等，最终都是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几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中国文化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是勤俭节约与重视教育和学习，前者影响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

　　中国人重视节俭的价值观使得中国的储蓄率在过去30年里基本上一直位于世界前列。高储蓄率让中国获得了在投资增长很快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外债的巨大优势，使得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又使得中国能比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得技术进步成为中国高速增长的另一个支柱。

　　如果儒家文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奇迹只是发生在过去三十几年呢？朱天解释道，节俭和重视教育的文化只有在工业社会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农业社会是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纯粹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光有节俭和重视教育的文化并不必然会实现经济腾飞，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个必要的条件。

　　短期经济增长放缓在意料中

　　不过，对于当前的短期经济状况，朱天同样坦言表达了担忧。他认为，近年中国经济呈现的下行态势，并非是金融危机以后所谓的货币超发、贷款过多造成的产能过剩和杠杆率过高等因素造成的。产能过剩可能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工业企业负债率其实是处于历史的最低位，与其他国家，也是偏低而不是偏高的。之所以会得出中国企业负债率过高的结论，是因为误用了企业负债占GDP的比例这个不当的指标。朱天认为，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看是收缩性而非扩张性的，是对2009年强刺激政策的一个反应。与此同时，政策方面也开始转向多元，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GDP增长，更加重视环境保护，重视政府行为的清廉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放缓也是意料之中。如果牺牲一点经济增长可以换来青山绿水、公平正义、清正廉洁，可能也值得。

　　不过他也指出，当前经济下行程度可能比GDP增长率所显示的要更加严重，政府应重视起来，要使得短期经济走上复苏轨道，目前的做法还值得商榷；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应该厘清，一些不可持续的做法应该谨慎为之；此外，尽快走上法制轨道也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如何让企业破产、环境污染等问题通过更成熟的法制渠道而非“人治”来解决，还值得更多思考。

　　“长期经济增长是一种趋势，趋势中有波动，当然波动时间太长会影响趋势，政府的作用就是尽量抹平波动。”朱天教授说，“尽管目前短期经济有些波动，但仍然不影响我对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乐观态度。长期增长靠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依然很高，因为我们的储蓄率还是很高，中国人均资本占有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到处都是投资机会。在技术水平上，我们与最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还有相当的追赶余地，而中国人长期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我们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能力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