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情况出现了变化

　　亲友们把待审室围得水泄不通，不时趁机探出脑袋朝里张望，送上水果糕点，传递三言两语消息，沈、李、王、沙四人由高二分院审理律师保释的消息，令他们振奋。

　　待审室的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向三人挥动双臂致意。章乃器高兴地欢呼：“沈先生来了。”邹韬奋、史良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沈钧儒，可惜门很快被法警关上了，不见了他的身影。

　　下午4时许，法庭传唤史良。女律师史良第一次以被告身份登上被告席，接受审判长的审问。她沉着地回答了提问，抗议捕房不合法的逮捕。

　　在律师张志让和唐豪的协助下，上海市警察局律师代表的陈述被驳得体无完肤，无奈又无确凿证据，法庭只能同意律师保释，但要交一家铺保。

　　对章乃器的审问的结果，也同史良一样，不过需要两家铺保。

　　最后一个被提审的是邹韬奋，他坦然承认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审判长问：“你与共产党有无关系？”邹韬奋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曾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共同公开发表小册子——《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毛泽东批评这个小册子的文章也公开印刷过。小册子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有原文可查，这里用不着多说，我们公开发表了主张，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批评。”

　　审判长沉吟片刻，把话题转向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事，讯问邹韬奋是否有煽动之嫌。

　　“日本纱厂里的中国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被迫罢工要求加薪和公允对待，与我毫无个人关系。我捐了一天的工钱给他们，以表示我对他们的同情。”

　　罪名无法成立，审判长不得不下令保释，23日晚上8时，七人终于都获得保释。晚风吹动，人们在欢呼，庆祝暂时的胜利。

　　这天黄昏，沙千里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家，孩子们木然地注视着父亲，怯生生地唤过爸爸之后不知所措。老母亲病倒在床上，几次想挣扎着爬起来都无济于事，妻子脸色苍白，露出几分喜悦，很快又被担忧笼罩。他望着自己的亲人，一下子哽咽起来，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们，只能深情地凝视着他们。此刻，他心中没有悲痛，一股愤怒油然而起，爱国者成了罪犯，可以被为所欲为地非法捕捉，中国变成了何等社会！

　　他独自走进书房，做一些后天开庭的准备工作。他从事律师工作多年，深知司法界的内幕，法院背后他们一定布置好了陷阱。司法不过是南京政府压制民众的手段，不能独立，法律保障的能力非常有限。他整理有关资料，预备对付法官。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心里一紧，上前拿过听筒，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对方告诉他法院又出了拘票，今天夜里要重新来抓他。

　　不等沙千里询问对方的姓名，对方已神秘地挂断了电话。沙千里放下听筒，内心疑虑顿起，法院已决定25日再审，为何又出传票?转念又想，觉得陌生人的电话也许有道理，情况出现了变化，法院提前开庭？不过这不该再出拘票，由律师传唤到庭就可以了。

　　妻子在旁小声问：“什么人来电话?”沙千里说了电话内容，母亲顿时唤喊着让儿子外出躲避一下。

　　沙千里当然不会知道，就在23日傍晚，上海警察局分别向高二、三分院发出公函：“在李公朴等人保释后，发现犯罪的新事实，并有逃亡之虞。请慎重办理。”当夜，高二分院率先签出传票。神秘的打电话者，是法租界捕房的翻译，史良的未婚夫——陆殿东。

　　沙千里在老母、妻子的恳求下，决定到朋友家暂住一夜，准备依照法院指定的询问日期到庭听审。走出爱文义路524弄，夜色已浓，路灯惨淡，他站在马路边唤一辆黄包车。几个大汉从弄堂口旁边的老虎灶窜出，一拥而上扭住他的胳膊。稀少的行人中，发出“绑票了”的惊呼。

　　沙千里又回到他昨夜蹲过的大鸟笼里。

　　沈钧儒自23日2时半被捕后，没有好好休息过，眼圈黑乎乎的显然睡眠不足，一上床便发出鼾声。没多久，捕房派出的警探重又打搅了他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