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芬是个读书的料，要上小学了，爸妈就让她报虹口区最好的“一中心”。“一中心”要面试。爸妈事先教她，叫什么，几岁，住在哪里等等。她记住了。面试时，老师问她叫什么？老师说的是普通话，她听不懂，“啊”了一声。老师问她几岁，她还是听不懂，又“啊”一声，第三次问她问题，她还是“啊？啊？”老师挥挥手，叫她回去，未被“一中心”录取。之后她只得委屈在民办的鸭绿江路小学读书，全校就一个班级，一个老师。语文算术都是他教。

　　三年级的时候，鸭绿江路小学并入峨嵋路一小。班级多了，老师也多了。教语文的老师，长得很福态，胖胖的，待阿芬很好，常请阿芬她们到她家里去白相。她家在四川路五金店楼上，很大，老公是个小开。有一学期，临时来了一个代课算术老师，很年轻。每次上课，他大半课讲故事。他不按小说中写的讲，按苏州评弹中说书先生的版本讲，同学们没听过，很扎劲，觉得这个老师好。留下小半节课，稍微讲讲课本，然后布置算术作业题。

　　阿芬的小姐姐慧琴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比她高一级。学校里教室不够，学生仔一般只上半天课。姐妹俩一个上半天，一个下半天。有时也会调课，两姐妹都在上半天上课。教室之间只隔一堵薄墙，调皮的学生在墙上钻一个小洞，从这个小洞可以看见隔壁教室在做什么？有一次，阿芬也透过墙上小洞张望隔壁教室，巧得很，隔壁靠墙坐的正是她小姐姐。她写了一张纸条从墙洞里塞过去。写什么，她忘了，反正是“骂”她小姐姐的。

　　阿芬自小痴迷文字，开学时，哥哥姐姐的新课本发下来了，她一本本全部都要从头读一遍，历史、地理甚至生理卫生，一本不错过。阿爸晚上吃老酒，差她到小店去买一包油氽豆瓣。豆瓣吃完了，那张包豆瓣的纸她舍不得丢，从头到尾要看完。她家二楼住着一个在海关坐写字楼的杨先生，经常撑一根司的克，咬咬烟斗。杨先生有个女儿与阿芬同岁，他叫自己女儿“阿拉杨小姐”，叫阿芬就直呼其名了。杨先生订了份《新民晚报》，邮递员送报原先放在楼下信箱里，阿芬近水楼台，在杨先生取报之前先要从头到尾看一遍。有一天被杨先生发现了，心想楼下这个阿芬介喜欢看书看报，将来不得了，得防着点。此后他叫邮递员把夜报送到门对面裁缝老王那里。每天，老王见杨先生下班了，就会叫一声：“杨先生，夜报来了。”杨先生就会从二楼探出头来，再从窗口放下一只竹篮，让老王把夜报放在篮里，再吊上去。阿芬此后再也读不到老杨家订的夜报。这段经历让阿芬刻骨铭心，成年后她为这专门写过一篇小说《楼上楼下》。

　　阿芬的大哥大姐早早出远门，当兵的当兵，上军校的上军校的，家务活小姐姐慧琴做得最多。每天，别人功课做完了，她还在灯下做作业。算术做不出，倒过来问阿芬。三年级的阿芬拿过四年级的算术课本，看一看例题，就把她小姐姐的题目解答出来。命运令人不可捉摸，当年做不出算术的小姐姐在单位提早退休后，受聘在一家规模不小的民营企业担任会计,今年七十了，我们都说你该歇歇了，她说老板怎么也不放她，对她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嘿，还蛮牛的。

　　而从小只知道读书，父母也说“阿芬书读得好，总要让她读下去的”，命运却让她在1966年夏天初中毕业，再无读书机会。

　　有意思的是阿芬进厂当徒工，上班第一天，师傅看她这么个瘦弱小姑娘在机器上一天几十次地将直径六七十厘米的飞轮齿圈搬上搬下，用当地土话问她：“侬阿夯得动？”她又听不懂：“啊？”师傅连问三遍，她连着反问三个“啊？”气得师傅别转头就走，再也不答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