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东北角的江湾地区，有一条不算太长的殷高路。路南原有一座佛、道共祀的庙宇，名叫“高境庙”（据说位于今上海交大附中校园范围内）。因庙得名，这一带方圆几里也被称为“高境庙”。1966年，高境庙遗迹被捣毁，地理名词“高境庙”一度消失，原先的公交车站“高境庙站”，也被“江湾公社站”取代。

　　上世纪70年代，我进交大附中寄宿读书。记得当年学校离市区很远，四周田野寥廓，几无人烟，东侧是吉浦河，西面是长长的淞沪铁路。听大人说，这里就叫高境庙；在我眼里，它简直就是“荒郊野岭”。但是，一跨进交大附中校门，另一番风景映入眼帘：弹硌路笔直宽阔、宿舍楼红墙灰瓦，几十棵整齐排列的龙柏树，足有两三层楼高……那时就想，如此优美的校园，怎么会坐落在这“荒郊野岭”？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里原是岭南大学上海分校校园。几度迁址、饱经沧桑，岭南分校的历史，远比交大附中悠久……

　　“岭南”印记，比比皆是

　　岭南大学，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成立距今约有129年。它的前身是1888年教会创办的广州格致书院，1918年改称岭南大学。1952年，岭南大学与广州地区其他高校合并，组成中山大学。岭南早期，一直由美国牧师把控校务。1927年1月起，校务开始由中国人执掌，钟荣光担任校长。

　　钟荣光与孙中山是同乡和至交，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担任校长不久，钟荣光即赴上海，拟建岭南大学上海分校，按他的设想，在分校设立中、小学部，可为大学培养“预备人才”。他联络在沪粤籍名人组成董事会，积极筹措办学资金。董事会成员均为南洋华侨和富商巨贾，其中包括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新新公司经理马文甲、大新公司经理蔡慧民和广东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荣溥等人。

　　1928年1月26日（正月初四），在香港岭南分校校长陈汝锐率领下，岭南大学员工一行十余人乘船抵达上海。几天后，他们即在杨树浦的荆州路405号选定校址。2月15日，岭南大学上海分校（后又称“私立上海岭南中小学校”，以下简称“岭南分校”）正式成立，首任校长由从香港赶来的司徒卫担任。

　　荆州路校舍占地7亩，原是停办的日本女青年会体育学校，宿舍、课堂、运动场和食堂等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初建时，仅有小学部，师生人数合计为30余人，教学场地还算宽裕。然而一年以后，由于增设了中学部，学生人数超过百人。据1929年第1期《私立岭南大学学报》估计，“……限于堂舍之不多，至多亦不能超出一百二十人之数。或一年后，相机拓地扩充，方能增收学生。”于是，校董事会决定另觅新址，购地置校。

　　1934年春，校董事会成员多方奔走，在高境庙购置荒地70亩。1935年初，高境庙新校舍落成。2月9日，司徒卫校长在《申报》刊布广告：“本校……今于二月八日迁至江湾高境庙新址。”正式宣布告别荆州路校舍——值得附记一笔的是，岭南分校迁出后，荆州路405号被电通影业公司借用，并在此搭景拍摄了著名左翼电影《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壮烈激昂，传唱千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5年暑假以后，岭南分校在高境庙校园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开学当天，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以及校董嘉宾纷纷光临，司徒卫校长陪同他们参观了新校园。这个比荆州路405号大十倍的校园，就是今天交大附中校园的雏形。三座红墙灰瓦的楼宇宏伟气派：南院为教学和办公楼，东院、西院为男女生宿舍；另有室内篮球房、高五层楼的水塔以及食堂、厨房、传达室等建筑，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

　　新校园内，到处都是“岭南”印记。红墙灰瓦，是广州岭南大学康乐园建筑群的典型色彩，“殷红如血、深灰似铁”，象征着岭南人的热情和坚定；南院二楼楼梯口，挂着一幅油画《耕耘》：斑斓的朝晖映照下，一位农民正驱牛扶犁，代表了校歌《岭南牛》中“服务人群以牛胜”的精神；食堂水磨石地面上，镶嵌着岭南大学校徽，这是司徒卫早年设计的，“白云红荔珠江水”，正是岭南大学康乐园的胜景；在篮球房屋顶，拼接有巨大的“岭南”标志，据后来当过飞行员的校友韦志球回忆，“当我驾机飞过高境庙母校上空，我会特意降低飞行高度，为的是再看一眼篮球房顶上的‘岭南’二字……”

　　在司徒卫校长带领下，师生们在校园内种植了紫藤、雪松和龙柏等树木，在连接东、西院和南院的长廊边种满鲜花，整个校园花团锦簇、郁郁葱葱。我读书的时候，这些植物大都保存完好。不久前，我在岭南分校司徒璧双校友家中，见到一幅司徒卫校长画的色彩画，题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一眼认出，画中的绿树，不正是挺拔的校园龙柏嘛！

　　艺术“人气”，弥漫校园

　　高境庙本来人烟稀少、偏僻冷清，岭南分校迁来后，这一带渐有人气：校园内，书声琅琅；校园外，陆续有校董和教工在周边安家。

　　校园东侧，曾有四座小洋楼（位于今殷高路23弄），分别住着李、王、伍、梅四户人家：李宅住着李任龙、李穆龙兄弟，他们是岭南分校的创办者，也是最资深的全职教师；王宅是校董王仁达的寓所；伍宅的主人是校董伍联德，他是《良友画报》创始人，也曾参与创办岭南分校。我查阅过《申报》刊登的岭南分校招生广告，最后一句往往写着——“请到四川路良友印刷公司索取章程并报名”；住在梅宅的，是济民医院（今江湾医院）医生梅晋良（后任院长），他兼任学校校医和生物教师。

　　当年学校生源主要来自粤籍人士子女，虽然岭南分校离市区遥远，交通不便（往返均需经高境庙火车站搭乘火车）；学费又非常昂贵（每学期收费156元，超过著名的中西女中和圣约翰大学），但很多华侨、富商和国民党高官却依然喜欢把子女送到这里。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的儿子郭志楷，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将军的儿子李赣熊、李赣骥、李赣骝，都先后在此就读。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抗日将领孙元良的夫人龙华藻、孙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孙祥辽和儿子孙祥辉，也是岭南分校校友（龙华藻就读于荆州路，孙祥辽、孙祥辉抗战胜利后就读于高境庙）。孙元良抗战初期任国军第88师师长，曾在闸北一带指挥抵抗日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就是他的部下。

　　岭南分校“人气”超高，除了校舍宏伟、教学质量优以外，校园里的艺术氛围也赢得啧啧称赞。著名指挥家司徒汉，早年就读于广州岭南青年会小学，曾听过岭南大学学生冼星海指挥的音乐会。初中时到上海，在高境庙读书，耳濡目染了校园里的艺术气息，他晚年感慨道：“我的音乐细胞是岭南给的！”

　　确实，当年岭南分校群贤毕至，教师几乎都具有艺术家气质：设计岭南校徽的司徒卫校长，早年在美国进修艺术，本身就是一位画家（从小跟随司徒卫外出写生的小学生司徒乔，后来成为著名画家）；全职教师李穆龙，曾就读于上海音专，又在电通影业公司当过演员，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他曾组织过一支校内乐队，屡屡获奖；英文教师温婉恩，除了教英文外还教学生弹钢琴，她儿子李中柱记得，每当弹错音符就要被“敲痛手指”；地理教师司徒荣，喜爱摄影，曾在校董伍联德的资助下，走遍大江南北，为《良友画报》拍摄过一部反映锦绣中华的大型图册《中华景象》，轰动全国；小学三年级班主任杨球熙，从小酷爱美术，后来成为著名美籍华裔画家。据她晚年回忆，她曾带领班级演过戏，参加过初级话剧比赛，话剧《孟母断机》得过冠军奖，“小女主角是当年名伶阮玲玉之八岁的女儿阮小玉……”

　　1936年的一天，岭南分校迎来了岭南校友冼星海。冼星海1927年刚到上海时还默默无闻，租住在狭小的亭子间，穷困潦倒。为谋生计，他在马路电线杆上贴出小广告：“教授音乐……”这张广告被戏剧大师田汉发现了，他让三弟找到了蜗居的冼星海，即以一首短歌让冼星海谱曲，冼星海一挥而就。从此，冼星海进入田汉主持的南国社。抗战爆发前，冼星海已是小有名气的作曲家，正在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那天，在南院北首的台阶上，冼星海指挥学生合唱了救亡歌曲，受到师生、家长热烈欢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到来，是高境庙校园的精彩亮点。

　　国共驻军，云泥之别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江湾形势吃紧，司徒卫校长考虑再三，决定将岭南分校撤离高境庙。在大新公司经理蔡昌、蔡慧民、蔡乃诚的帮助下，学校转移到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公司）楼上继续办学。8月14日，高境庙校园遭到炮击，五层楼高的水塔轰然倒下。不久，日军占领校园，这里变成了日军司令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接收高境庙校园，将它改作日军战俘看守营。此时岭南分校校长已是李任龙，当他得知校园尚在，非常兴奋，急谋复校。经过近一年交涉，校园终于收回。当李任龙校长等来到校园时，这里已是满目疮痍，杂草丛生，到处是日军战俘遗弃的衣物、军靴等用品。东面河边的小树林，日本士兵战败后绝望自杀的一个个绳结，在风中摇曳。

　　当时，住在校园四周的日军家属还未完全撤离。曾被抢占作为日军官邸的伍宅，一名日本男子拒不搬离，伍联德家人只好通过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向国民政府申诉。一天，一辆吉普车开到伍宅，跳下四名武装军人，勒令日本男子立刻迁走。日本男子见势不妙，只得灰溜溜走人。临走前，他在二楼门框上用刀刻上几个日本字：“后会有期！”

　　1946年9月，经过紧张的清理和筹备，岭南分校终于重新开学，校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年以后，校园再次动荡。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前夕，陆续有家长来校接子女迁离。据余煜培校友回忆：“每次由大李先生（指李任龙校长）走入教室宣布，‘某某同学，你的家长来接你了’，课堂中便消失了一个同学。终于，有一天我和妹妹也收到这个通知，结束了高境庙岭南宝贵的生涯。”司徒璧双校友与孙元良的儿子孙祥辉是同班同学，她告诉我：“有一天正在上课，有人突然推门进来，叫走了孙祥辉。从此，校园里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孙祥辽、孙祥辉）姐弟俩的身影……”

　　1948年底，校园内外住满了国民党军队，据说是从淮海战役战场上溃败的国民党52军，这些官兵精神崩溃，态度蛮横。伍联德的儿子伍福宁回忆：“我们家（伍宅）楼下住过一位（国民党）军官及五名家属，整屋充满特殊烟味。军官的小女孩总爱用火柴点燃家里的门帘。一天，母亲忍不住问那军官：‘你们会住多久，什么时候走？’一下像刺痛到他的痛处，大声咆哮：‘我们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你再敢问一次，老子离开时只要在车站架一门炮，一炮就能把你们周围四幢房子轰平！’”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大军逼近江湾，国民党军负隅顽抗。在隆隆炮声中，岭南分校全体住校教师和家属开始撤离，仅留时任总务主任的司徒荣和一位工友看守校园。一天晚上，距学校不远的江湾军火库突然爆炸，司徒荣等人最后撤出。

　　几天后，上海解放。李任龙校长率全体师生再返高境庙，敲锣打鼓，欢迎南下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进驻校园。三野文工团和师生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组成腰鼓队、歌咏队，一起排练文艺节目。小学六年级学生陈国标、司徒璧双跟着文工团排演秧歌剧《兄妹开荒》，曾在江湾镇、复旦大学和五角场一带演出，走红一时。

　　岭南分校走进了新时代，开始吸收附近工农子弟入学，学生人数大增。1952年，因办学经费困难，岭南分校被上海市教育局接办，组建了上海幼儿师范学校。1963年，幼儿师范迁出，交大附中迁入校园。

　　1996年，校园里的南院和东、西院等建筑悉数被拆，“岭南”印记不复存在，令人惋惜。然而，当年爱国华侨和实业家“教育救国”的历史，将永远定格在江湾高境庙……

　　（文中部分岭南分校校友回忆引自司徒璧双女士提供的《上海岭南简讯》，谨表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