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本报曾刊登《上海财大教授黄天华为一句承诺一个梦想甘坐史学研究“冷板凳”——30载撰500万字<中国财政制度史>》讲述他的故事，今天再用一些笔墨来呈现这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艰苦耕耘的苦行者。他孤独、瘦弱的身影里是一个执着而强大的灵魂，他的力量全数来自学术报国的理想承诺。

　　这本书的长度长过生命

　　出生于上海的黄天华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原上海财经学院，中国财政史研究大家杨荫傅、周伯栎等先生就曾在这里任教。本科的一堂财政专业课上，苏挺老师说起财政起源问题前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到现在（即1979年）都还没有结论，这引发了黄天华的浓厚兴趣。在大学四年里，他努力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毕业论文《论原始财政》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上世纪80年代，黄天华来到中央财经大学读研，师从资深教授马大英。导师对他说“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主导权超过我们的想象。小黄，希望你接下去，但不会强求，因为搞历史很苦的。”当时黄天华听了颇为震惊，他不明白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于是他下定决心，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马老师深知史学研究的艰难和清苦，这条路年轻人能走到底吗？黄天华却毫不犹豫许下承诺“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黄天华回想起当初有些胆战，当时的他已三十有余，他为自己规划了30年的宏伟研究计划，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将中国上下五千年波澜壮阔的财政史厘清。

　　然而，黄天华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这本书的长度长过生命啊！”梳理中国财政史是一项庞大的工程，31年来黄天华的工作状态近乎“争分夺秒”，他从大年初一工作到大年三十，没有寒暑假，每天5点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写点儿框框架架，8点吃完早饭继续工作，每天都要干到深夜12点的节奏直到3年前身体不行才改为工作到夜里10点……斗转星移，当年那个身高180厘米体重133斤的年轻人已经年逾花甲，体重跌到107斤，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当《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这个治疗方案意味着他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住院、开刀和调理，无法工作。黄天华觉得这简直是奢侈，于是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后来，他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现在的身体已经很脆弱，爬楼梯都大口大口喘得不行，心脏药物他随身携带备着随时服用。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黄天华开始咯血了，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所幸书稿已经完成。”

　　史学研究责无旁贷

　　黄天华很喜欢那首发行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小时候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当孩子大了，请妈妈坐下，又如何给她讲过去的事情呢？如果美国人、日本人来讲，祖国妈妈会多么失望啊？”黄天华有些激动地说，“尽管科学无国界，谁都可以来研究中国的财政史。但由中国孩子来做这件事不是更熟悉、更亲近吗？！”

　　黄天华记得，在一次全国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曾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黄天华太认同了，他觉得财税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密切关联，财政制度史研究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所需史料几乎穷尽古代典籍，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

　　史料散落在世界各地，史学研究的几部大部头有影响力的著作都出自外国汉学家之手，黄天华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年，学院外籍院长帮他从美国大学复印回来有关财政史的资料，黄天华一看，厚厚几大本全都是汉字所写，但国内从未见过，心里更是难以释怀。所以，当年的那个承诺，不仅仅是对老师的承诺，更成了黄天华难以放下的家国情怀，成为了他的理想信念。

　　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跨度，黄天华就像辛勤的蚂蚁，图书馆、档案馆是黄天华几乎“踏破铁鞋”的地方，面对浩瀚四散的史料，一点一点啃，一点一点理。为了寻访到重要线索再是路途奔波都不觉疲惫。有一年，他曾经打听到浙江省丽水地区税务局有一位专攻财税史的专家，就特地从上海乘坐长途车一路颠簸到丽水，收获颇丰他甘之如饴。

　　研究开始之初，他用最原始和传统的方法制作卡片，一张张一叠叠已经数不胜数，他有些绝望了，“这样的进度，何时能到头？”计算机的出现给他带来了希望。“DOS、WINDOWS我统统搞不清楚，我就到处让有电脑的人给我演示，看它能做什么工作。”黄天华见到计算机在处理文档的高超效率，东拼西凑花9800元买下一台386电脑。

　　有了现代化的工具，要书写五千年文明，依然是一条艰难而悠长的路，但是黄天华还是披荆斩棘走出来了。他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从夏、商一直写到民国政府时期，史料翔实，涵盖的各个领域单列都可以独立成书出版。

　　原本，黄天华计划用一千万字的篇幅来进行这项研究，但他意识到个人生命长度太有限了，“我的研究还不够，至少深度、广度都还不够，但500万字梳理了中国五千年财政制度，起码起了铺路石的作用。”今年9月，《中国财政制度史》就将出版问世，将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黄天华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心中的激动澎湃溢于言表。“‘祖国’二字分量太重，那就是我的妈妈，一个人活在世上可以放弃所有，但不能放弃自家母亲、不能放弃自己的祖国。我们的血液里奔腾着母亲的血液，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来报效魂牵梦绕的祖国吗？”他在扉页上写下的那句情深意切的表白发自肺腑。

　　自费研究捉襟见肘

　　走上财政史研究的路，不仅难以回头，而且注定孤独。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应用经济学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地发展，不少应用经济学学者功成名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是黄天华的同窗，看着这些年黄天华从不艳羡周围的同事，一门心思守住自己的“冷板凳”，他不禁感慨，“他做财政史研究就像是在热锅边上吃冷饭啊。”

　　而这口“冷饭”黄天华也吃得异常艰辛。没有经费支持是最大的困难。“一般的社科项目三五年结题，可一项几十年的研究谁来相信你？！”无法立项，黄天华就省吃俭用自掏腰包把工资全部投入到研究中，资料买不起就复印，仅准备财政制度史的资料就花费19万元。

　　除了图书馆、档案馆，旧书摊也是早年黄天华收集材料的好去处。有一次他在书摊上看到一本民国14年交通银行国库股编辑的《内国公债简明表》，这本薄薄的小书有详尽的表格可以反映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正是他需要的。黄天华眼睛一亮，如获至宝。可一询价，竟然要100元钱！那时他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四百元，这个开价令他吓了一跳，只得放下走了。走远几步，想想却又舍不得，来来回回在旧书摊附近的马路上犹豫，最后他还是咬咬牙买下了。

　　日复一日，黄天华所有的收入都投入了研究工作，他自己过得简朴，出差也买最便宜的车票、住最便宜的旅店，就是为了尽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资料收集上。即便这样，仍然入不敷出。“我感到绝望走不下去的时候，真的是实在没钱了。”黄天华难过地说。就在他以为走投无路的时候，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老师伸出了援手。黄天华记得那一次在楼梯口遇见丛树海，校长从兜里掏出4000元钱递给他，“当时我愣了，都有些发抖，我太需要了，连谢绝的勇气都没有。”丛校长的雪中送炭，黄天华一直念着这份恩情，“我只是想说，我深深地感谢这样的一位党委书记。”

　　可等到《中国财政制度史》完稿，黄天华的梦想虽然完成了，却再次陷入成果差点无法问世的窘境。全书500万字的出版费用高达近百万元。“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写完就算完成我的梦了。出版等以后，”他停顿了一下说，“我相信肯定会有人能替我出版的。”后经多方沟通，国务院规划办拿出35万元资助，并在学校和出版社等共同努力下，最终得以出版。尘埃落定之时，他终于能够安心修改已完成初稿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并启动筹划200万字的《中国军费制度史》。

　　清贫之外是难被认可的“非主流”。高校和学术圈的评价体系更重论文、重课题、更重短期成果，黄天华和他的财政史研究显然成为了“异类”。“我的副教授就评了好几次啊！当时打击真的很大。”不仅副教授，他的教授、博导等评聘没有一次不遭遇指标阻遏。“对于一辈子献身学术的人，这意味着未被学术所承认，这是知识分子最难承受的打击。”同事、上海财大教授鲁品越说。

　　不仅是黄天华的个人际遇，史学研究的不景气是客观现象，招生低迷，上课、讲座等学生稀稀落落。财政史发表论文很困难，历史学类要求要有新材料、经济学又要有数学。黄天华的博士生钟灵娜也不得不发表其他领域的论文来完成毕业要求。“看到老师这么苦，我的学生一个也不愿意接班，可留他们的话我说不出口啊！”眼看后继难有人，黄天华扼腕痛惜。 

　　本报记者 易蓉

　　记者手记

　　黄天华在采访中一直说自己幸运却更令我们感到辛酸。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和父亲，他无奈将工作与生活捆绑，因此他的成就也离不开家庭的巨大牺牲和支持。他对家人的感激深重到疼痛的地步，我们理解、感动，因此很多细节已不忍再用报道去触碰。

　　30年的清贫、边缘并非人人能够承受，史学研究的“冷板凳”的确难坐，但如果有更宽容的学术氛围、更加科学多元的评价机制，黄天华的很多窘迫之境恐怕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