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部经典翻拍的电影即将在全国公映，那就是由郭富城、任达华、赵丽颖主演的《新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电影片头字幕中，有一行特别鸣谢：“吴德胜等人和单位”。从不和电影“搭界”的我，怎么会出现在“特别鸣谢”的名单中呢？

　　“李侠”：难忘的影像记忆

　　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说要看一部电影就像吃一顿饭般稀疏平常。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我上小学初中时期，如要看一部电影，前一天晚上兴奋的一定睡不好觉。虽然那时电影看的不多，但有一部电影却使我终身难忘，那就是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孙道临、袁霞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今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68周年纪念日。《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就是在这场革命斗争中涌现的英烈代表。这个人物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传奇事迹源于一个真实人物，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报务员——李白。

　　李白，原名李华初，化名李霞、李静安等。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冒着极大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为了工作需要，1939年春，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扮作假夫妻掩护电台，开展工作。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第二年秋经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成为秘密斗争之家。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党中央电台通报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测出电台位置。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屋子，李白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并发出“同志们永别了”后被捕。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20天，李白遭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影片结尾，李侠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通过电码向延安的战友告别：“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伴随着电波图像和电报的滴嗒声，片名“永不消逝的电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我最难忘的影像记忆。

　　真没想到，若干年后的1983年，我与“李侠”原型李白的夫人裘慧英，也就是电影中的“兰芬”结成了“忘年交”，并走进了这个家庭，从此与他们一家三代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裘妈妈”：深切的关心鼓励

　　1983年底，我在虹口区团委担任宣传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虹口还有许多革命史遗址没有被发掘和利用，如中共“四大”召开地、李白烈士最后居住工作及被捕地等等。我激动了。我想，一定要找到这个有意义的遗址并设法恢复。经过区文化局和团区委领导的同意支持，我踏上了寻找李白故居之路。

　　裘慧英住在四平路上一座老式公房里，第一眼一点都看不出，这曾是位隐蔽战线上的女英雄。当她得知我的来意后，激动地回忆起了当年事。我临走前，裘慧英拿出她和李白的合影，在背面写上“赠吴德胜同志”并签名（原照去年我捐给了“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

　　从1984年5月由团员青年挂上“李白烈士故居”的简易木牌，到1985年5月换成铜牌及浮雕，直到1987年5月虹口区政府正式建立“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对外开放，这些年中，裘慧英始终积极参与其中，并捐出了李白烈士全部遗物。1985年11月13日，“李白烈士故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久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我被聘为“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顾问。

　　在交往中，我成了她家的“常客”。我亲切地叫她“裘妈妈”。裘妈妈也很关心我的工作情况。有一次，当她在电话里听出我对即将变动的工作岗位有不满情绪时，主动约我去她家里谈谈。她语重心长回顾说，她和李白当年在地下工作的环境中，今天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明天就会牺牲，但今天的事一定要干好，要对得起党的信任。说到这里，她鼓励我说：“你年纪轻，岗位变动不是坏事，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在为党工作，都能干出成绩来的。”说实话，我是带着情绪去的，等我出来时，已经“精神抖擞”了。不久，当我把我被中共虹口区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及被区政府记“大功”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比我还高兴：“我早就说过，你会干得出色的。”

　　裘妈妈还很关心同为“地下党”同志的家属。陪着她去了几次后，我发现她一个很有“镜头感”的动作：她每到一户人家时，都会先从门后找出一把扫帚，假装扫地把垃圾扫到门外，再东张张西望望地往后看。噢，原来是看后面有没有“尾巴”跟踪。这自然是她多年从事地下工作后养成的习惯，倒是弄得我仿佛也参与了地下工作，心都抽紧了！

　　“小李”：有趣的兄弟情谊

　　1992年3月30日，裘妈妈去世了。我在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思会上作了发言，并与《新民晚报》记者朱国顺合写了《绚丽的“谢幕”》发表在头版。之后，我与李白烈士的儿子李恒胜也成了好兄弟。

　　李恒胜出生于1945年底，“恒胜”之名，便是父亲李白取“抗日战争胜利”之意。我亲切地叫他“小李”。他当时还不服气地说：“我比你大整整一只‘狗’，你还叫我小李？”我开玩笑地说：“30年前我就叫你‘小李’了，叫惯了改不了。”他也只能“认”了。的确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初，“裘妈妈”见我进门，总会叫儿子“小李”和儿媳为我倒茶。“小李”话不多，总是笑嘻嘻地向我点头示意、让座。

　　后来，我在《新民晚报》撰写《寻找“李白烈士故居”》，又请李恒胜来到黄渡路的“故居”。那天，69岁的“小李”骑着自行车早早地等在故居接受我的采访。虽然好多年不见了，但见面后，两人你一声“小吴”、我一句“小李”，依然亲如兄弟。采访结束后，我又请“小李”一同在陈云同志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匾牌前合了影。

　　“小李”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当我写完5000字的初稿让他“看看”后，他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让我做一些修改，比如：“我爸爸李白当时给延安发电报都在晚上，你写的‘白天电报噪声很大’可能有误。”我虚心接受，虽然这是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收发报员秦岩亲自给我讲述的，我还是在见报和稿件中接受了“小李”的意见，改成“电台呼号声非常小，干扰又很大……”见报后，我亲自把报纸送给李恒胜，他看后连连说：“写得好，改得好，谢谢，谢谢！”

　　李恒胜有时也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去北京参加重要领导同志的接见以及他担任有杨怀远、包起帆等人参加的“百老讲师团”的副团长等。2015年6月8日李恒胜同志逝世的当天晚上，我忍着悲痛写下了“小李，请走好”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现在，烈士的孙子立立又成了我的好朋友了。

　　延续：感人的老戏新拍

　　两年前，立立告诉我，北京南海影业要翻拍以爷爷李白烈士为原型的电影《新永不消逝的电波》，制片人很想了解我与裘慧英“忘年交”的故事。我欣然应命，带上长年积累的回忆文章、照片和新闻报道前去赴约。

　　制片人曹多然原是中新社的一名记者，汶川大地震时他是最先赶到震区报道的记者之一，曾报道了大量第一线的抢险救灾情况。成为新《电波》的制片人后，我从他的微信上看出，他在北京、上海、延安不停地转场。而他每次到上海，都要约上“小小李”（李白的孙子）和我一起小聚，把《电波》拍摄进程作简要介绍。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每次找我单独聊时，都会请他的助理帮着录音和拍照。我不会用电脑打字，写李白、裘慧英的材料都是手写的，想不到曹制片人看上了“手稿”并让我签了“授权书”，就这样，我的几个破字分文不取地给了他，也算为了李白、裘慧英，为了新电影，做了些微薄的贡献。

　　在与片方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告诉我，这次的翻拍，更严格地说是重新创作，是创新传承。表面是在讲述那个时代的命运跌宕，实质上是在表达那个年代的“人生观”：人活着，有的仅仅是为了自己苟且偷生，有的则在为普罗众生寻找更美好的活法。传承，这是《新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核心关键词。时隔半个世纪，要还原历史面貌，自然要做大量工作。电影主要拍摄场地都在虹口。“老戏新拍”，主要的观众，已经是80后、90后，甚至00后了，要传达那种穿透内心的精神力量，自然离不开合适的手法。好比之前备受好评的《智取威虎山》，我想，如何传承，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2015年12月6日，《新永不消逝的电波》开机仪式在浦东喜玛拉雅大酒店举行，我与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馆长何瑛，一同作为特邀贵宾出席开机仪式。曹多然先生立即将我介绍给钟少雄导演，钟导热情地站起与我握手并上前台旁与我合影。一年之后的12月9日，电影杀青的同时，由曹多然主编的同期书刊在上海书城举行首发仪式。说来很巧，任达华就坐在我的正前方，我拿出手机提出与他合影，他接过我的手机说：“我来拍，角度好。”

　　据悉，电影首映式将安排在上海，极可能在故事的诞生地——虹口。相信，随着电影的上映，李白烈士的献身精神和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信念将永获传承。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将值得颂扬的故事，一直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