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老残游记》，让作者刘鹗从此留名文学史。鲁迅说其“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胡适称它“描写的技术”，“可算是前无古人了”。林语堂则说：“吾知此公是一识力过人之人……”

　　关于刘鹗向清政府建议在山西开矿筑路，胡适认为刘鹗用意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胡适觉得“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聩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

　　除了建议开矿筑路，林语堂提到刘鹗还有“赈粮”之举，并因此“被流放伊犁而死”。此事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有关。当时一位在北京的日侨曾感叹：“一面为军人掠夺，一面复有盗贼横行……米谷告罄，亦无处可买……北京此次之惨状，欲复旧观，正不知何年也已。”时在江苏的刘鹗也听到来自北京的外国友人说起“京官宅中”，“有大门紧闭而举家相对饿死者”。京官尚且如此，更何谈老百姓。

　　此时浙江上虞富商潘炳南上书浙江布政使恽祖翼，建议“设红十字会救之”，他愿意“出三千金立会救济”。恽祖翼十分赞成，并“出资助炳南”。随后即由户部山西司侍郎陆树藩出面主持，正式成立“救济善会”，并发布《救济善会募捐启》，进行募捐。“募捐启”曰：“近因北京民教为仇，激起大变，致倾列国师船大集津沽，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毒莫毒于炮火连天，生灵涂炭；惨莫惨于兵刃交接，血肉横飞。最可怜者，中外商民寄居斯土，进无门，退无路，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即死于饥渴沟壑之内。呜呜痛哉！”刘鹗当即致信陆树藩，表示“愿凑捐银五千两，又筹借垫款银七千两，共一万二千两……惟此款愿专作救济北京之用……”还要求当义工，而“所有随带翻译人等川资、薪水，均由弟（刘鹗自称）捐款发给，不支善会分文”。之后刘鹗便来到北京，从事艰辛的粮食平粜工作。此前北京粮食多从外地运入，1901年初，海运断绝，已告粮荒，八国联军入侵之前，京城米价已涨，现在更是昂贵。就在这时，有人向刘鹗提供重要信息：“俄军要用太仓仓房，仓米无处可移，打算全部烧毁。你们既然缺粮，何不买来？岂非两全其美。”于是经过斡旋，刘鹗向华俄、汇丰银行借款，购下太仓全部储米，保证了平粜的进行，“民赖以安”。时人谓，刘鹗在“洋兵遍地，人尽视为畏途”时“慷慨请行”，毅然北上，“一片热肠似不可多得”。只是刘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日后他却会以“私售仓粟”而获罪，并流放新疆。这其中程序不明、职责不清、管理不当，再加参与此项工作的官员杨文骥、杨崇伊二人“侵蚀局款，凌虐士民。崇伊尤贪，蚀款逾十万”，固然是造成“重重亏折”的主要原因，但刘鹗本人的“短板”他毕竟难辞其咎。刘鹗在致陆树藩的信中详叙账目时写道：“弟私用买字画古玩四千两，房屋衣服一千五百两……”原来刘鹗竟私自挪用“救济善会”款项，购买“字画古玩”及“房屋衣服”，这样的“短板”在那样的背景下，能不“致命”吗！尽管文学史家阿英认为“实则铁云（刘鹗字铁云）之死，其主因并不在此。所谓售太仓粟的罪案，不过是借词而已”——此说作为学术问题固然可以讨论，但一个“为民请命”的人有此“短板”，总不免让人觉得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