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丰村是愚园路上的一条普通弄堂，幼时就学的愚园路第一小学在第一条横弄的笃底处，典型的“弄堂小学”。

　　每天早上7点45分，我们就挤在横弄里等开校门，校工是个叫“洪珍”的老师傅，经常打开小窗口朝我们做“怪腔”，最绝的一招是鼓腮帮子，比别人多出的六指头并在一起朝外拉，腮帮子就仿佛有线牵着似地随手指越鼓越大，像吹气球似地一直鼓到涨红了脸像个大猴子，其实只是个小把戏，却总能把我们逗乐。求他一遍又一遍地做给我们看，一直到他打开大门，放我们蜂拥而入。

　　学堂最早据说是一个叫蓝牧师的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后由钱济民先生接手改办为私立兆丰小学，原址即在愚园路1355弄兆丰村9号，学校60周年的纪念册上介绍：创立伊始，学校规模甚小，教学楼是两幢二层楼的弄堂房，且有居民混住其中，当时仅有两个复式班级及一个附设幼儿园，教学条件十分艰苦，设施极其简单，活动场所又非常狭小，但因有较好的教学质量，兆丰小学在当时愚园路一带就较有名气。

　　1950年，学校由政府接管，麻友鱼任代理校长，并改名愚园路一小，随后发展迅速，1959年起，学校由于洁元任校长，至六十年代，由于办学成绩突出，学校被评为上海市教育先进集体。

　　改革开放后，愚一小学又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新校址也于1996年9月1日在宣化路222号落成。

　　这么说来，在兆丰邨原址上过课的我们这一届，也算得上是愚一小学的“元老级”了。

　　小学里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主任、语文老师吴梅林，她家就住在愚园路西头的西园公寓里，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用严谨的笔画顺序教认字。无数年后，我深深体会到基础教育扎实的好处，我之所以在语文写作上尚有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小学启蒙老师，我们班上同学哪怕学习成绩再差，也起码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有些普通话讲得“洋泾浜”的同学，应该也和启蒙的语文老师有关。吴老师教学的另一大好处是我在开始学书法时才发现的，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她教的“书写笔顺”基本都对，这让我在练书法的时候，免了许多麻烦，别小看笔顺，一个“马”字繁体，从哪一笔先写起，其实是会有许多不同的，标准普通话加正确笔顺，是我小学语文课的两大收获，长大后受益无穷。

　　再说上数学课的是脸上有麻子的许应涛老师，哥哥姐姐一辈有许多都是他教的，也是愚一小学的一块招牌，最有趣的段子是他每上第一节课，都要向同学们自我介绍：“我姓许，名应涛，家住静安寺隔壁老虎灶楼上，晚上开灯蟑螂排队一片红……”每说完这段自报家门，自然是哄堂大笑，但每年接新班级，许老师都这样自我介绍，也不知是为什么，或许是为了让大家对他的数学课有兴趣，他上数学课水平之高是公认的，逢到现在，应该是个特级教师。他的家在现在的愚园支路附近，我去看过，是一排早期的木板房，在愚园路上，算是住宅质量比较差的，蟑螂排队一片红也是自然。

　　印象深的还有教科学常识课，后来又教体育的陈乐明老师，一个脾气奇好的中年男子，有一会，他临时充当乒乓球校队教练，我也勉强入围校乒乓球队，去延二小学进行校际对抗赛，本来我球技一般，但经他耐心指导，排兵布阵，让我对阵对方一号主攻手。可能本来陈老师是准备用田忌赛马的方式把我“牺牲”掉的，想不到他指导我以柔克刚的战术奏效，对方是个左撇子，我偏吊其反手，用怪球路让对方凌厉的攻势和高强的抽杀技术难以发挥，结果对方乱了套，越打越没信心，最后居然在我致命一抽中败下阵来，陈老师高兴地拥着我，显然没想到我会为球队赢得这珍贵的一分。

　　小学虽然很小，但我们那时并不觉得小，进门口过道加了天棚，放着乒乓台，下雨天不能去后面的小操场打篮球，就在这里挤挤挨挨地上体育课，两幢二层建筑是办公室兼教室，进校门左边的一幢有小门可通到操场，而走过天棚左转弯则通向另一幢上课的主楼，左墙一边是通告栏，一边是黑板报，走过露天走道，便是小小方方的篮球场，围墙隔壁就是居民的住宅，有一位住二楼的母亲据说是王光美的亲戚，经常隔着围墙对我们喊话，“文革”中还有一位据说因参加过国民党而被囚禁起来的女教师，课间休息时常遭学生们扔砖围攻，但她不屈不挠，对侮辱她的学生会用凶猛的态度还击，对没有伤害她的学生也会露出温柔的笑脸。

　　若干年后，我遇到著名的设计师邢同和，说起都在愚一小学念过书，他是大学长，邢大师马上露出喜悦的神情，想来他也想起了那段弄堂小学的生涯，而今天的弄堂小学原址，已变成了养老院，我们也从牙牙学语的小学生变成了关心起长者照护的一辈。光阴真是一镞箭啊。

　　此刻，“滴铃铃”的上课铃声仿佛又急促地在耳边想起，身心刹那间又回到了那所弄堂小学，哦，我的愚一小学。

　　老师们，同学们，都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