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以房养老”房产抵押后被贱卖案。58岁的高女士将房产抵押给买房人，再将抵押款交给一个叫广艳彬的人做“理财项目”，之后广艳彬失去联络，房子也被以低价卖出。高女士将购房人、“中间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购房合同无效。 

　　据报道，在北京有数十名老人有着与高女士相似的遭遇。广艳彬已经于今年2月被检方批捕，但老人们想要索回自家的房子，恐怕还有漫漫的诉讼之路要走。无独有偶，最近杭州多名独居老人的房产被一个名叫程友泉的男子骗走。一时之间，骗房成了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最新也是最狠的手段。

　　房产动辄价值几十万、几百万，往往是老人积攒了一生的心血和财富。“以房养老”，对部分老人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国外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我国也正在探索之中。但是，现在相关操作办法尚未完善，反倒成了骗子行骗的道具。

　　帮助老人们“保卫房子”，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从法律层面来应对老人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北京的老人们被骗之后，我们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以房养老”这四个字上。其实，真正的问题是骗子看到老人们因为身体、心智的退化，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真正意义上的以房养老政策，与这些案件并无直接关系。

　　老人被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不是因为骗子有多高明。在更大程度上，老人之所以上当受骗，骗子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法律没有抬高保护老年人的相应门槛。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中，老人只是成年人的一部分，并不会被特别对待。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全面到来，老人在自我权益保护上的天然劣势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

　　在民事法律层面，引入“老年监护”理念也许并不过分。人们在与老年人进行房产等大宗商品交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弄清其真实意图，“第三方善意取得”要真正体现善意。而在刑事法律的层面，降低老年诈骗犯罪的入罪门槛，加大对骗房等突出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也都是必要和迫切的。行政法的层面，公共权力在处理涉及老人的事务时，应当更加恪守尽责义务。而不是像有些公证机关那样，闭着眼睛给老人办理严重侵害其利益的所谓公证手续。

　　保护老人利益的法律严密了，骗子也就无法随口编造一个类似“以房养老”的谎言，堂而皇之地将老人的房产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