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四明公所

　　多年来，法租界公董局尝试要做一件事，那便是在它管辖的范围内彻底消除掉中国人的棺材和坟茔，他们希望自己的租界是卫生的，也是干净的，最后是优雅的。

　　单个坟墓在逐渐地去除中，公董局董事们尽管内心焦急，但还算有耐心看着它们的消失，而公墓呢？四明公所呢？公董局董事们看着来气，但即使恨得牙根发酸，却还是一个无可奈何。

　　下面，我来说说四明公所究竟怎么惹得法国人大动干戈。

　　四明公所是移民或暂时栖息上海的宁波人建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事情要追溯到嘉庆皇帝统治时期，1797年，在北京，曾经一度伟大一度风流一度才华横溢的乾隆皇帝终于老到不能再老的时候，在上海，来自宁波的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王秉刚等商人，发起“一文愿捐”行动，也就是说，凡在上海讨生活的宁波人，无论贫富、无论贵贱，希望每人每日都能捐出一个铜板，聚沙成塔，积少成多，最终为所有宁波人建造一个暂时安放亡身的地方，一俟时机成熟，再将尸身运回家乡，这是后话。

　　“一文愿捐”果然梦想成真。上海北郊二十五保四图，发起者先购地30余亩建造房舍，用来寄存宁波人的棺柩，多余土地辟为义冢。到道光1834年，又添建殡馆、祠堂和墓地，正式取名四明公所。要命的1843年，公所之地编入官图，免征课税。所有一切都明明白白，毋庸置疑。问题是，四明公所的所在地，到了1849年，被很不幸地划入960亩的租界地域中，这为后来骚动先作了一个铺垫。

　　从宁波人视角或中国人的视角来看，1873年，法国人在他们第一块租界内开辟两条道路，一条叫宁波路，一条叫西贡路，两条道路都要从四明公所义冢地上穿过，这是不可容忍的；更不能容忍的是，法国人要求四明公所为道路开辟迁坟让地。宁波商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想来，反对的人中有叶澄衷和朱葆三。

　　有头有脸的宁波商人们要求法国领事、上海道台出面调停，建议改道另筑新路，而且愿意承担改变线路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法国人不同意，不是法国领事葛多不同意，而是法国公董局总董瓦赞不同意，当然，法国公董局也不同意。法国人的理由表述如下：坐落在法租界南端的四明公所地块，早在1861年12月12日便由宁波同乡会卖给领事兄弟维克多·爱棠，转让地契上写明了维克多·爱棠拥有“四明公所和坐落在法租界内外的坟地”。

　　到1863年9月，当时担任天津领事的爱棠通知上海领事穆布孙，因他的兄弟付不出买卖土地中规定的所有钱款，不得不放弃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没多久，宁波同乡会就向领事提出要求恢复它对四明公所的所有权以代替维克多·爱棠。法国人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个要求没有得到答复，或许是因为数星期之后那穆布孙在上海不可思议地突然死亡，或许是按照1849年的条约规定，中国人不能在租界内拥有土地权。

　　按照法国人的说法，1862年至1863年，中国官府出钱让英国贝卢切团驻扎在四明公所里，到了1864年，太平天国的叛乱彻底平息，李秀成对上海的虎视眈眈已成落尽的尘埃，贝卢切团开拔，四明公所就没有人再去管它了，法国人承认，“宁波同乡会就慢慢地重新占有它”，但法国人强调这一点，“而要他们缴付地租时，他们又不是这个产业的所有人了”。不过，在这一点上，法国人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他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1868年3月，公董局董事会应上海道的要求，豁免四明公所的一切捐税，因为公所具有神圣性质。

　　接着便是1874年5月3日，在法国人的叙述中是这样表示的：“瓦赞到四明公所的地皮上去察看情况，准备明天的会晤。一切都很正常和平静，整个早晨的情况就是这样。”

　　而在中国历史学家的叙述中，却是充满了愤怒：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3日上午8点，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瓦赞率人冲入四明公所坟地，准备强行拆除。这种亵渎冢地的行动，极大地激起了宁波人的愤怒和复仇情绪。宁波巨商杨坊、方继善等人商议，坚决抵制法国人的强盗行为。

　　骚乱发生在那天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