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胜”欲望作祟
现为瑞士苏黎世安全研究中心工作的利维尔雷多斯注意到,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特战部队已成为美军遂行直接作战任务的骨干,几乎成为一群只知打打杀杀的“肌肉男”,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决策者对现代战争理解错误。从成本效益看,直接作战行动应由常规部队完成,特战部队则承担更重要的信息宣传、人道救援及民事处理等任务,更应扮演“支援者”的角色。但发生在阿富汗、伊拉克乃至叙利亚的战争,让美军错配了两者的角色——特战部队承担太多的直接作战任务,常规部队反倒躲在后方,当起训练外国治安部队、提供业务咨询等支援角色。
导致这一错配的原因是特种作战的精确性,利维尔雷多斯说:“出于政治考虑,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领导者渴望利用打击的精确性来获得速胜,并认为现代战争理应如此,但这样做导致美国过分偏爱暴力手段,把特战部队变成只知道打仗的战争机器,这样做可以打赢一场战斗,却打不赢一场战争。”2001年反恐战争爆发后,美国社会充斥着尽快将极端组织消灭的意愿,“所有人都想让特战部队成为一把快刀,没人有耐心让他们去执行信息宣传或民事建设等耗时费力的‘软任务’,结果特种兵们在片面强调直接作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几乎忘了自己是一群可遂行多样化特殊任务的精英”。
为何喜欢“简单粗暴”?
微妙的是,今天的美军特种兵普遍愿意直接参战,原因是即便失败了,也不会受到过多指责,可要是从事宣传或民事联络等“软任务”,一旦有失,可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报告称,美国特战部队若实施心理战等“软任务”,其实是动某些“利益集团”的蛋糕,“如果失利,吃‘信息’这碗饭的学者、公关专家、外交官、政客是不会罢手的,会给军队扣上‘掩盖事实’‘散布不实信息’等大帽子,这是每个特战军官都不愿面对的,所以他们宁肯去进行危险的直接作战”。
利维尔雷多斯说,这种害怕担责的心理,从行动授权的级别上就能看出来,“如果要突袭某个地面目标,特战部队只需旅级指挥官批准就行了,但要是搞信息宣传或民事联络,则须得到少将以上的高官授权。如果任务需要动用社交媒体,就不得不从五角大楼申请许可证”。另外,特战部队的晋升体制也让更多的人选择“简单粗暴”的方式——打仗,而不是走民事路线,“在前线,只要指挥官不犯大错误就不会影响晋升,哪怕吃了败仗也不会,所以特战军官都想在作战岗位上占得一席之地,几乎没人愿意承担民事处理或信息支援任务,后者不光晋升慢,而且最高军衔也不会超过上校”。
怎样“正确成长”?
利维尔雷多斯认为,未来美军特战部队要想高效达成反恐、平叛等战略目标,就必须对其发展方向进行调整。首先,特战部队不应成为单纯军事作战的单位,“特种兵应是承担从军事到民事多种复杂任务的精英,多数情况下,他们应附属于某个常规部队之下,必要时脱离附属单位,自主、高效、灵活地完成任务”。其次,美军特战司令部应将资源向民事领域倾斜,“美军特战部队编成中,非直接作战人员(担负信息支援、民事宣传等任务)的比例应得到提高,直接与敌交火的‘肌肉男’比例要调低”。第三,执行“软任务”的特战队员的地位必须提高,“至少要与作战人员平起平坐”。
他还建议,目前美军特战部队的海外部署,通常遵循六个月轮换一次的制度,这对信息宣传、民事联络等耗时较长的任务来说并不合适。“六个月的时间,对执行‘软任务’的特战队员来说只是在当地混了个脸熟,与当地民众建立起来的联系也许刚起效果,然而他们却又要离开了,如果把部署时间延长到一年,效果就马上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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