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室内乐艺术来说，演出贝多芬全部的弦乐四重奏几乎带有一种神圣的意味。演、录贝多芬的四重奏是每一个弦乐四重奏团都必须面对，进而去攀越的高山。正如一位全面发展的指挥家（除非他单单指挥歌剧或芭蕾），几乎一定会触及贝多芬的交响曲。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认为这些四重奏就是伟大却不易接近作品，难于理解。因为事实上，弦乐四重奏本身是一个特别注重于交流的体裁，作品问世之初，很多业余爱好者都会自娱自乐地演奏。

　　还没有唱片的时候，人们在家中需要音乐时，就只有自己演奏，除非能雇得起私人乐师。因此，昔日欧洲的听众不仅不觉得弦乐四重奏“遥远”“隔膜”，相反还对这一体裁感到亲切。只是由于它单纯由四把提琴来演奏的纯粹性——结构的纯粹性，音响的纯粹性，四重奏又常常将作曲家们引向最深刻的思考。所以说这真是个妙不可言的体裁。然而，这些作品本身的难度，那不同层面的困难，毕竟也不是业余组合能够完全应付的。尤其是贝多芬的四重奏，到了晚期的部分，当时很多职业音乐家也应付不来。人们告诉作曲家这种情况时，他简单地回答：我才不管你们这些小提琴家能不能演奏。

　　一意孤行，这不能不说是贝多芬晚期创作的一大特点。在中期杰作里，其实也已经有了，三首《“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Op.59正是最典型的。而早期Op.18的六首，既承接海顿与莫扎特，又树立起完全的贝多芬的形象，依然年轻，却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形象。历代四重奏团前赴后继地演奏、灌录这些作品，既是对于自己艺术生命的一种完成，也是单纯地为作品本身所吸引。毕竟，这些杰作太伟大、太深刻，也太美了。既然生活中充斥着那么多肤浅无价值的东西，我们系统地欣赏这样一些杰作不是很美好吗？

　　当然这样的演奏最好交给杰出的四重奏团来完成。沪上先前演过一次，由上海四重奏演出。那是非常成功的系列音乐会，整体具有国际一流水平，某些突出的场次更堪称名演。而本次莱比锡格万特豪斯四重奏的演出，不仅让我们得以聆听当代演奏贝多芬最有代表性的组合之一，也让我们能够极深地涉入德国室内乐演奏的历史源流，殊为可贵。格万特豪斯四重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四重奏，它与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休戚与共，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未有过断代。作曲家门德尔松也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他在莱比锡的工作将格万特豪斯带入黄金时期。当时乐队的首席，费迪南德·大卫也成为格万特豪斯四重奏首位传奇的第一小提琴。在舒曼、门德尔松的传记中，我们都会看到这位音乐家的身影。

　　进入20世纪后，格万特豪斯四重奏又完成了一个壮举，他们在1916年灌录了贝多芬《升c小调四重奏》Op.131，这是该作的第一次录音。无论对于贝多芬的四重奏，还是全部弦乐四重奏的文献来说，Op.131都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正如《命运交响曲》之于交响乐，《费加罗的婚礼》之于歌剧，这部四重奏已经成为某种象征，象征着弦乐四重奏所能企及的某些理想。当时四重奏团的大提琴家，正是乐队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首席之一，亦是重要的独奏家和教师的Julius Klengel（费尔曼跟随他学习过）。至二战结束，东、西德的格局出现，格万特豪斯四重奏又成为东德室内乐艺术的核心与基石。出现了两位传奇音乐家，Gerhard Bosse与 Karl Suske，二人在公众层面的名气或许不及某位明星人物百分之一，可他们演出的四重奏录音却是室内乐迷与历史录音爱好者竞相追捧的珍宝。

　　直到进入21世纪，格万特豪斯四重奏灌录的贝多芬的全集又让我们看到该组合在新时代的风貌。其中的第二小提琴正是Karl Suske之子，他也是本次来沪演出的人员之一。本次的演出分为两轮，9月和12月各演三场，哪怕不全听，选择两场左右也是绝对值得考虑的。

　　◆ 张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