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来自组织的信任

　　抗战胜利后刘云翔能到兼善中学教书，得益于这所学校的创办人、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鼎力相助。卢作孚先生有一次带民生公司的员工去医院劳军慰问伤病员，就此认识了刘云翔。到远郊北碚来当一名中学教师是刘云翔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自己战后的人生，小心存放那颗屡受重创的心灵。本来卢作孚先生希望他就在城里民生公司的总部就职，但刘云翔执意要去北碚。他需要一点距离，他害怕离蔺佩瑶一家太近，把持不了自己。

　　就像此刻本来与战事无关的球场上，忽然闯进来一辆美式吉普，拖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停在场边。吉普车上跳下一个戴大檐帽、穿米黄色军风衣的青年军官，他的帽沿压得很低，风衣敞开，领子高高竖起，脚蹬一双铮亮的高统军靴，手提一个飞行皮箱，一副美国军人的派头。那军官来到刘云翔的面前，“啪”地一个立正、敬礼，“老长官好！”

　　刘云翔正了颜色，张口就骂 “混账东西！这里是学校，开车就不能慢点吗？站一边去，别影响孩子们打球。”军官应诺了一声，乖乖站到场边观战。这个贸然造访的军官是刘云翔在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第28中队的兄弟邵福林，他也到美国受过训，只是晚刘云翔一届，有过击落两架日机的战绩。尽管他现在扛着少校的军衔，但在刘云翔这样的老“王牌飞行员”面前，他永远都要叫刘云翔“老长官”。

　　球赛结束后，刘云翔带邵福林回自己宿舍。那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虽贫寒却整洁，最值钱的东西大约就是书桌上的那台美国“鹰”牌电子管收音机，市面上大约要卖50美元一台。“最后的‘美援’了，老长官。”邵福林把带来的东西一一放进一个木头食品橱，语气凝重地说。“你要离开重庆了，打算去哪里？”刘云翔冷冷地问。邵福林一口把酒干了，没有回答刘云翔。邵福林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半杯酒。“老长官，这个时候了，树倒猢狲散，大家都在想捞一把就跑。我们得为自己留条后路。”“你想怎样？”邵福林又喝干了杯里的酒。邵福林说有几个重庆的有钱人托他搞一架飞机带他们去香港，带走一个人给一根金条。你算算吧，大哥。这是末日来临前最后的航班，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机票。

　　刘云翔抿了一口酒：“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老长官，我不会飞C—47呀，你会飞。”刘云翔看着邵福林期待的目光，语气坚定说：“对不起，兄弟，你找错人了。”那天晚上，邵福林把天下的许诺、好话、哀求都说尽了，就差没有跪下。但是刘云翔始终不为所动。理由只有一个：他既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也不想再飞。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当一名老师挺好的。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大家在谈论迫在眉睫的解放，刘云翔无意中提到了邵福林来找他的事情。地理科的黄老师当时没有说什么，下午放学以后，黄老师便敲开了刘云翔的门。他一进来就神色严肃地说：“刘老师，组织上需要你去把这架飞机开回来，交给人民。我们来一起干吧。”

　　“组织……”刘云翔忽然感到了某种信任。他知道黄老师那个“组织”里的人和他虽然同为教师，但和他还是有区别的。刘云翔是一个很有傲骨的人，也对政治缺乏热情，现在他们认同他了，把他看作“组织”这个群体中的一员，需要他去把那架飞机开回来“交给人民”，而不是为了几根金条。黄老师此时代表地下党组织跟刘云翔谈话，他所说的话，都是“组织”希望他能理解并去完成的。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温暖。“新的人民政府已经在北京宣告成立，大西南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一个民主、自由、统一、强大的新中国即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就在这个月的9日，国民党的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就有12架飞机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人心所向啊，刘老师！我们需要把这架飞机开回来向重庆解放献礼。它是人民的飞机，理应还给人民。刘老师，请接受组织交给你的这个光荣的任务吧，你将会成为人民的功臣。你可以降落在任何一个已经解放了的机场。武汉、长沙、芷江，甚至南京、上海，组织上会为你安排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