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来自法国，二战期间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他是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主要创办人。由于准备充分，第一收容所的设施比较完善。它占地20亩左右，有大芦棚7幢，其中4棚收容妇女， 3棚收容男子及孩童。另外还有7处不同大小的芦棚，2处是办公室，3处是厨房，分别用来做饭、做菜与烧水，还有1处是一个小型的医院，包括诊室与病室，最后1处是难胞的男女浴室和理发室。所内还配置了大量的电灯和充足的自来水。

　　1937年夏天，当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想到战事一旦发生，战区人民势将流离失所，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的饶家驹，便与宋汉章一起考虑建立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于是，上海华洋义赈会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选出11名代表，组成具有国际性的救济会，定名为“上海国际救济会”。随后又邀请了各国驻华领事、各国商会以及其他正式团体共同参加。

　　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会议，参会者除原有的六团体外，还增加了中国佛教会、上海青年会、法国商会傅立德、前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钟思等，会上公举奥尔、柏韵士、钟思、傅立德等十人为常委。18日又召开会议，推举屈文六、奥尔为会长。其总部设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国际救济会中，饶家驹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兼任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

　　由饶家驹任领导的救济组主要负责开办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的工作。战事爆发后，上海难民骤增，国际救济会先后设立6个难民收容所来收容难民，至1938年8月下旬，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饶家驹亲自担任第一难民所所长。受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领导的黄定慧在《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四个月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讲述了第一难民收容所的成立始末：

　　跟着敌人侵略战争的展开，把整个大上海形成了东战场的最前线，上海以及附近的居民，都被炮火轰离了他们的生活场所，或是居住地址，而流浪到了每个不相识或非素识的街头。没有食粮，也没有用具。

　　记得经过八一三和八一四几天数万人在马路上的露宿，我们虽是由团体设法布施食粮，但总觉得不能再忍耐着眼看这种悲惨生活的继续。也巧震旦大学才院长和饶神父发伟大的善心，就在八一五的那天，借顾守熙先生的客厅，和陈志皋先生、黄定慧先生商定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盖搭芦棚，建造起一个规模较大的收容所。后来，我们连续好几天，每天在圣彼得堂饶神父的课室里，加入了威尔逊先生，潘肇邦先生，顾吉生先生和毛霞轩先生共同商量，决定组织一个理事会来管理这收容所。

　　刚开始几天食粮，是由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来帮助的。收容额为一千五百人，设备还没有完竣，难胞的人数已经足额。继着饶神父主持的华洋义赈会，又联合了其他团体，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于是在饶神父直接领导下的震旦收容所，被编列为国际第一收容所，而收容的人数也重新由一千五百人扩充为二千五百人。理事会公推饶神父为正主任，副主任为顾吉生先生，兼管理会计及庶务事宜外，其他各组的工作和事业的推进，都付与黄定慧先生任总干事之责。同时，饶神父仍邀集原来理事会的几位先生，每星期一在他的地方，为全体难胞解决许多增进福利的事情。

　　由此看出，饶家驹是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主要创办人。第一难民收容所的组织也比较健全，除设正、副主任和总干事外，还设有副总干事和秘书，以及收容、训导、卫生、警卫、给养组，每组干事大多由大学生、留学生等文化道德修养比较高的青年人担任。而比较重要的会计和庶务组也由副总干事顾吉生亲自选派精明干练的人来办理。在日常事务上，总干事负责在饶家驹的领导下处理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而副总干事负责处理内部日常事务以及协助总干事处理其他事务。秘书则负责文书和交际两项工作。收容组负责难民的登记、难民人数的统计、难民的管理和遣送，训导组担任难民的教育与组织，卫生组担任衣服、医药以及清洁方面的工作，警卫组担任保护与警戒，给养组担任食物的供给与分配。健全的组织机构使得各部门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高效地处理所内的各项事务。用人方面又多选择精明干练、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使得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展开。第一收容所健全的组织模式和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是其成功的关键，这些因素很多都被后来的南市难民区所借鉴。

　　由于难民逃难时只携带了少量的食物，而维持温饱是难民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在收容所内，难民的吃饭问题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在国际救济会的收容所里，此项事务由给养组专门负责，本着“费用省、营养足、分配匀”的原则，给养组与卫生组、庶务组共同商定采购蔬菜的种类，以使花费低而营养充足。厨工均由难民担任，由于难民人数众多，这样难免产生一些难民混进厨房偷吃食物的现象。为此，厨房工作人员一律要求佩戴绿色袖章，无袖章者不得进入厨房。难胞们每日进餐两次，分别为上午10时及下午5时。由于资金有限，菜食以黄豆芽、青萝卜干、豆腐和青菜为主。还有一些外国的妇女每天两次来为婴儿和生病的儿童分发牛奶。

　　尽管难民们在物质生活上稍显匮乏，但其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为丰富难民生活，第一难民收容所还举办了各种比赛。1938年7月3日，收容所举办了“生产杯”足球赛，两队分别起名为“震混”队和“西联”队，比赛结束后，两队队员和当时难民收容所的总干事黄定慧合影留念。难民在收容所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结绳、制衣等。难民在收容所内按年龄、性别、程度分级接受教育，还有儿童唱歌队、孩子剧团等组织。收容所每日举行一次清洁运动，“值日者将棚内所有被褥、衣服运至旷地曝晒，由清洁队将棚内扫洗消毒，并每月由各棚将所用衣被沸水泡煮，藉以消灭臭虫蚤子以及细菌”。

　　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一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6886人，以妇女儿童居为多。由于饶家驹后来忙于南市难民区的相关事务，所内具体事务由饶家驹的助手潘大成担任所长、副总干事。这个收容所直到1939年12月才关闭。

　　（选自《上海拉贝：饶家驹》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