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莫言在《收获》、《人民文学》接连发表了多部剧本、短篇小说，他用“就像当年埋到底下的白菜和萝卜一样，萝卜长满了芽子，白菜的心钻出绿芽”来形容再次找回这些因为获奖而耽搁下的小说创作，他脱口而出的比喻往往脱胎于他所熟悉的民间文学、乡村生活，就像他的小说，“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充满开放性，永远不会封闭。”

　　最重要的滋养在民间

　　有评论认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深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莫言本人并不讳言这一点，但他同时也强调来自民间的、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对他的影响，甚至比来自经典文本或通过阅读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现在很多农民讲的话、民间的俗言俚语里面包含着很多语言化石，有很多看起来很土的话，写到纸上就会发现它非常典雅。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比书面影响要大。”

　　莫言丰富而生动的语言魅力，出其不意的比喻，最重要的滋养都在民间文学，“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从纸面上、从经典作品里面继承文学传承的话，很可能我们所利用的资源是一样的。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民间文学这个传统好好加以利用，就会形成更丰富、更多样的创作内容、风格、背景等。人类世界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宝贵的素质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民间文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挖掘这种特质的基础。”

　　但是，莫言自己看来，所谓的民间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一提到民间往往想到穷乡僻壤，实际上“民间”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利用民间农村资源可能是每个作者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熟悉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且要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小说的故事情节，要从身边熟悉人的言谈当中发现语言的新元素，充分吸收他人生活当中的艺术情节，充分熟悉老百姓的语言，并且从中提炼出文学语言来。这样的‘民间’，谁都有，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农村长大的才有‘民间’，即便在中国的上海、香港，或是美国，都是有‘民间’可写的。”

　　民间戏曲是莫言的另一种精神资源。“高密号称有四宝，剪纸、泥塑、年画还有茂腔，我总认为应该在某一部小说中好好利用一下我熟悉的民间戏曲，就有了《檀香刑》。”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小说化的戏曲或戏曲化的小说，里面的人物设置是高度脸谱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戏剧性，“语言则大量使用了我编的茂腔的唱词。”

　　有个性的动物故事

　　莫言用生动的民间语言讲述了几个关于有个性的动物的故事，闻者感觉如同寓言，但莫言说这都来自他的真实经历：

　　我们家曾经有一只猫，原来是抓老鼠的能手，一天能抓五六只，每次它抓了，我奶奶就截下来，把老鼠放到锅灶里面烧了给我和堂姐吃。猫气得在旁边愤怒地叫。老鼠在那时候是美餐，一只老鼠我和堂姐一人一块分着吃，吃完之后感觉特别幸福。而猫呢，在旁边气得要命，我费尽千辛万苦抓来的，被你们吃了。

　　后来它就不抓老鼠了，抓也白抓。它改吃邻居家的小鸡了。邻居老找上我们家骂道，你们的猫又把我们家的小鸡吃了。我奶奶说，我没看到啊。邻居说，你看它嘴巴上还有血呢！我们就这么把邻居得罪了。

　　那时，每天都有农场的拖拉机从我家门前经过，到县城、到潍坊、到其他更远的地方拉货。我们把猫抓住装到麻袋里，转了几十圈把它转晕了，辨不清方向，扔到拖拉机里。据说那天是去淄博，也就是蒲松龄的老家，大概有300多里路。我们想，这下，这只猫是永远回不来了。它走的时候还扔下了三只小猫，我们用饭渣把小猫喂大了。

　　有一天中午，刚下过大雨，我突然听到外面三只小猫在狂欢，出去一看，我们那只老猫回来了。尾巴剩了半截，全身伤痕累累，爪子上沾满了泥团，瘦骨嶙峋。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只猫真是了不起，它是怎么回来的呢？

　　我想动物也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精神，它可能想着，第一我要回家，第二家里有我的孩子，可能是母性的力量让它费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或许它也有语言，一路向其他猫打听，高密东北乡怎么走？其他猫就帮它传递信息，告诉它，沿着铁路往东走。

　　后来我还写过牛，牛也是有原型的。我们生产队买了一头牛，买来的时候膘肥体壮，一头黑牛，花了500块钱。当时一个生产队拿出来500块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买了这头牛之后我们都很骄傲。看，我们生产队有头特别漂亮的牛，你们别的队没有。

　　但把这头牛买回来以后才发现，它不是一头干活的牛。只要把牛锁头往它肩上一放，它就一下子仰倒在地，四腿抽搐，口吐白沫，任你鞭打脚踢，用火烧它大腿都不起来。只要把牛锁头一摘，它就又一下子爬起来了。没办法，后来把它的伤治好以后，还是牵到集市上。集市上的卖牛人就偷偷地笑，这头牛又回来了。

　　就这样，这头牛逃避了农业生产劳动，每隔两三个月就赶次大集，换个主人。当时杀牛是犯法的，除了病死外，不能随便杀牛，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这头拒绝生产的牛只能被一次次卖来卖去，最后卖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了。

　　我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想到这头牛，不仅人有典型性，动物里也有典型，也充满个性。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