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在中国，这句话，家喻户晓。这句《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之句，知名度不亚于莎翁名句——“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1920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首部科学社会主义红色经典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出版，从此照亮中国社会前进方向。

　　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经典何以经典？

　　历史从远处来，历史的密码，总是留存在她的足迹中。经典何以经典，这个问题，有意思，更有意义。要解答，就需追寻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成书历程及影响。

　　1920年，对陈望道而言，不寻常。当年2月，上海《星期评论》特邀留日归来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他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参考陈独秀取自北大的英文本，在家乡的柴房里“勇”译红色经典。

　　的确，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需要勇气的。一来，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利于红色经典的翻译问世；二来，《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未能如愿。陈望道后来回忆，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高质量的全译本，让《共产党宣言》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共产党宣言》篇幅不长，但就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言，无疑是历史巨著。在中国，谁来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历史选择了又新印刷所，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总归是“赶巧”了。

　　上海市复兴中路221弄12号，原辣斐德路成裕里，又新印刷所旧址。这里原本是法租界，就像《新青年》编辑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中共一大会址都选在法租界，又新印刷所也选在法租界，实在是因为彼时此间的社会治理格局适合“民族希望”的萌芽和成长。

　　1920年8月，又新印刷所出版的第一本书，正是《共产党宣言》陈译本，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中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此后，《共产党宣言》陈译本流传海外，1922年，朱德在欧洲留学时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赠此书给他。

　　作家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第118页记载：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着两本最宝贵的书，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

　　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今年10月31日，十九大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特别仔细观看了纪念馆的一件重要展品——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97年，仿佛也只是弹指一瞬间。

　　初冬时节，我走访了又新印刷所旧址，遥想身穿长袍的青年陈望道，捧着新鲜出炉的《共产党宣言》走出印刷所，该有多么喜悦！尽管那本书在第一次印刷时，出现了纰漏，封面上“产”和“党”排字颠倒了。数十年后，身为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已是修辞学大家，先师李熙宗教授在望老门下研读修辞学。望老跟学生们谈起往事，当年的印刷失误也成了“治学做事须严谨”的案例，只不过，学生们分明感觉到，这似乎并不妨碍先生发自内心的喜悦，他的口吻是轻松的，要知道，先生平常一贯很严肃——不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而是望之俨然，即之也俨然。

　　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对翻译者陈望道、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意义非凡。由此，真理的光芒为在暗夜中探索的中国指明了方向，让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赴后继的跋涉中超越苦难，铸就辉煌。

　　今天，在历史的天空下回眸曾经的瞬间，与红色基因一脉相承的，是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历史紧要关头“日日新，又日新”的创见和担当，以及超越苦难铸造辉煌的勇气和睿智。

　　《共产党宣言》陈译本，不过万余字，被历史一次次证明的却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让这首部红色经典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