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是个美丽而令人向往的地方，尽管岁月过了近半个世纪，但已过天命的我忆起依然美好。

　　那是1969年4月28日的春天，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父母，奔赴我要去插队的边陲瑷珲县鄂伦春新生公社。第一次去往如此偏远的山区，内心充满了未知的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马背上的民族”又将是什么模样？

　　五月初的小兴安岭乍暖还寒，当年交通闭塞，我们是坐卡车进山的。

　　行进在茫茫山岭的卡车就像大海里漂浮的一叶小舟，不停地摇摆起伏颠簸。这时，小路的远端突然出现一个骑着马的黑影，冲着我们行驶中卡车飞奔而来。近了我们才看清那是一个猎民。只见他皮袄皮裤，横枪立马，一路狂奔。路窄，司机在一座小桥前靠边停了下来。只见那个猎人到了跟前一个鹞子翻身跳下马来，一个人对着我们就跳起了舞，并用鄂语唱上了熟悉的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听到这熟悉的曲调，看到这载歌载舞的举动，分明是鄂民对我们知青的到来表示欢迎！那一刻，我们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似乎被柔柔地触碰了一下，眼眶湿润了……

　　没多久我们就认识了这个猎民，他叫关宝福，他四十多岁，皮肤粗糙的脸上布满了扩张的毛细血管。宝福和很多村民一样，好酒，多数时候见他都处在晕晕乎乎、走路里倒外斜的状态，是属于那种小酒瓶不离身的人。但他心地特别善良，干起活来也是拼命三郎的样子。

　　当年夏天知青去草甸子干活，午间休息时两个女同胞去草甸子采嘟柿，采着采着忘了时间也迷了方向。眼看天暗了下来，两个人忍不住都呜呜地哭出了声。这时听见有人哼着歌骑马出现在她们身后，原来是晚饭时大伙发现少了两个姑娘，于是猎民关宝福自告奋勇骑着那匹叫“老肉蛋”的马去找她们了。见到宝福，她们哭得更伤心更委屈了。宝福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一阵安慰宽抚，让她俩都骑上了“老肉蛋”，自己牵着马一步步把她们带回了驻地。关宝福从此也就成了我们上海知青的兄弟大哥。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冬天，宝福死了，就死在“酒”上。那晚他在马号里和几个老人喝酒，喝多了就在马号的土炕上睡过去了。半夜里被尿憋醒了，于是披件大衣就出去了，尿着尿着就犯困没站稳，一下倒在雪地里睡着了……等有人发现他倒在雪地里时，他已不知道在外面睡了多久，两天腿都冻黑了。他被紧急送往黑河地区医院，医生说要做截肢手术。后来听说由于伤腿严重感染，没等截肢他就得了败血症死了。对于他的死，村里没有哭声，也没有哀悼仪式，但我们知青都感到就此失去了一个值得信赖的鄂民大哥。

　　后来我们逐步了解到鄂伦春人在过去常年生活在恶劣环境中，面对生命的脆弱，常常是抱着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平静心态。因此也更凸显出他们在危难时刻不畏艰难险阻，超乎常人的坚定和勇气。这在我们日常的生产劳动、护林防火、狩猎活动中时时刻刻都能深刻地感受到，鄂伦春民族的这种流淌在血液里的顽强性格给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们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快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有关鄂伦春人的故事，在往后的岁月里也融进了我们知青自己的身影，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诚然当年初识鄂伦春，初识关宝福的温馨画面我怎么也不能忘怀，一直镌刻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