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的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3月8日终于正式发行了。不到半个月，三十五万套（上下册加起来七十万册）就一发而光，眼下正在连夜加印。因为盛情难却，从3月9日开始去了沪杭甬三地同读者见面。无论书店里面还是大学校园，张张笑脸，阵阵掌声，让我欢天喜地，如在梦中。不日又要做客北大清华摇唇鼓舌……

　　与此同时，关于拙译的讨论也多了起来。因我几乎不上网，原本蒙在鼓里。经网友指点上网一看，理性的未必理性的，建设性的未必建设性的，心平气和的慷慨激昂的，沸沸扬扬，可比正规翻译研讨会热闹多了。但焦点只有一个：我译的村上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村上？或者说我译的“团长”会不会成了营长或师长什么的？

　　其实，“百分之百”问题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了。但既然眼下相关的讨论如此热火朝天，那么我若完全置若罔闻，未免有失风度，有失礼节。所以且容我借“夜光杯”一角再次来个老生常谈，也多少算是我这个当事人做的礼节性回应。

　　对此我想这样回答：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非我狡辩，也不但我，任何译者——哪怕再标榜忠实于原作的译者——都概莫能外。说白了，百分之百的原作文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这个星球上哪儿都不存在。其实，甭说《刺杀骑士团长》那么纠结的大长篇，即使“I love you”这样再简单不过的短句，翻译起来也可能一个人一个样。张爱玲大家都知道的，有一次张爱玲的朋友问张爱玲如何翻译I love you，并告诉她有人翻译成“我爱你”。张说文人怎么可能这样讲话呢？“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足够了。还有，刘心武有一次问他的学生如何翻译I love you，有学生脱口而出，翻译成“我爱你”。刘说研究红学的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就足够了。再举个外国的例子。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有一次让他的学生翻译I love you，有的学生同样翻译成“我爱你”。夏目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今夜月色很好”，足矣足矣。王家卫更绝。据说有一次他让他的演员翻译I love you，有的演员译成我爱你。王家卫说，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应该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了，也很久未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了。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远，知道不久就会下车，可是这一分钟，让我觉得好暖好暖。”

　　怎么样，就算去掉王家卫这种极端的例子，也一个人一个样吧？上哪里去找百分之百等于I love you的翻译呢？

　　关于翻译，林语堂有个比喻。他说：“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你看你看，穿上丝袜的女人大腿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原来模样的嘛！何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任何翻译都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基础上的语言转换，而理解总是因人而异。其二，文学语言乃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歧义横生甚或意在言外的语言，审美是其内核，而对审美情境的体悟和表达更是因人而异。按照前不久去世的余光中先生的说法，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互相妥协的艺术。这意味着，翻译总是在海外异质性、陌生美和本土同质性、熟识美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和平衡。好的翻译总是介于生熟之间。好比恰到好处的二米饭。一句话，文学翻译追求的是最大近似值或最佳模拟效果。

　　对此，村上本人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写道：“翻译这东西原本就是将一种语言‘姑且’置换成另一种语言，即使再认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翻译当中必须舍弃什么方能留取保住什么。所谓‘取舍选择’是翻译工作的根本概念。”翻译必然多少流失原作固有的东西，同时也会为原著增添某种东西。流失的结果，即百分之九十的村上；增添的结果，即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二者相加相除，即百分之一百零五的村上，因而客观上有可能超过百分之百的村上——这又有什么不好吗？要知道，艺术总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百分之百嘛！最后，不妨听听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谢天振教授的研究结论：“不管怎样忠实的译本，也永远只能是接近，而不是等同于原作。在文学翻译中，译本对原作的忠实永远只是相对的，而不忠实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