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硬闯

　　徐晓亮只是一名志愿者。地震前，他是重庆江陵医院的医生，有自己的正常生活，衣食无忧。地震发生后，他立刻变成了志愿者。

　　在震区，我无数次看到各种职业的志愿者：医生、护士、登山爱好者、通讯工人、结构力学工程师、个体经营者、司机、教师——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所有专业人才全都有。

　　我曾经在都江堰遇到一位来自湖北的叫作刘少涵的结构力学工程师，地震发生前他正好在重庆参加会议，地震发生后，他马上自费订机票辗转来到都江堰，直接找到正在紧张搜救的成都军区某导弹旅，要求加入。

　　正在某宿舍区半幢摇摇欲坠的废墟楼前一筹莫展的官兵们见到他喜出望外，他在现场来回看了一下就内行地指出这种房屋的建筑结构及承重梁的走向，建议官兵们按他指出的位置打洞进入。他甚至每次都亲自钻进打出的洞内观察和确认情况。他的到来让官兵们的救援行动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且增加了安全性。闻讯而来的旅长亲自安排两名战士24小时近距离保护这位专家。

　　我在现场遇到他时，他正一身尘土满面灰尘地忙碌着。他叮嘱说千万别让他在镜头前曝光，因为父亲身体有病，所以他一直瞒着家人。正在我们说话时，他的电话响了，是他父亲，问他在做什么，这么久不回家，他冲我挤挤眼睛说：“噢，爸啊，我在北京呢，正和几个朋友边喝酒，边看四川地震的电视。”

　　战士们也发自内心地尊敬这位志愿者，每天往返现场的车，除了伤员外，只要还有一个座位就肯定让给他坐，每餐的第一碗饭会端来给他，最好的帐篷也让给他住。

　　刘少涵对我说：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被重视，被需要，感觉自己的生命和工作这么有价值。他的话，也代表了所有志愿者的心声。他们自带干粮和水，有的自己带车，没有车的就徒步，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加入抗震救灾大军的行列。

　　志愿者不同于前来上阵的军人，他们没有编制，没有供给，没有出处，自然也就没有人褒扬或者奖励他们。他们光荣也好，牺牲也罢，饥饿也好，劳累也罢，一切的一切都要自己承担。而这些正体现出志愿者们的伟大和无私，灾区的群众认得他们，祖国的山水记得他们。他们也许不是滔滔江河，却如涓涓细流汇进了抗震救灾的洪流；他们也许并不是黄钟大吕，但也用自己的低吟浅唱合奏出一曲抗震救灾的大合唱。

　　朱伟峰带着他的突击队员们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标志着抢救赖元平的生命接力进入真正的流程。担架上的赖元平，暂时脱离了死亡之地，可是更艰险更艰难的行程其实才刚刚开始。

　　返回的路途更加险恶，只是过了短短的几个小时，路上的情况已与来时大不相同，塌方形成的堰塞湖里的水越积越深，沿路做的许多路标记号居然不见了。在通过一处号称“鬼门关”的大峡谷时，面前的地形和环境让队员们大吃一惊——只见左边是不断塌方往下掉大石头的悬崖，右边是不断下泄的泥石流，中间是一条深20多米的河流！

　　应该往哪里走？队伍停下了，大家都在看着朱伟峰。朱伟峰不敢冒失，也不能冒失，正常情况下，他了解自己的兵，知道他们的野外行动能力，但现在毕竟不是轻装行进，担架上的病人更经不起颠簸。

　　“大家先休息片刻，我去观察一下。”朱伟峰踌躇了一下，坚定地说。

　　他带着蒋建东沿着哗哗下落的石头阵绕到最前沿勘察路线，发现走右边的河道虽然轻松一些，但却要面对两大风险：一是淤泥下陷；二是山洪暴发。左边的塌方虽然也很危险，但只要看准时机，还是有机会快速通过的。这样的话，一要靠速度，二就要靠运气了。

　　朱伟峰一声令下“往左边走”，心里却揣着莫大的不安，加上这四个伤员，跟着自己的16条鲜活的生命是多么大的责任啊！他可以自己去冒一百次险，但绝不愿意这些同患难的弟兄受一点儿损伤。左右两条路都是鬼门关，不能再犹豫，必须选一个！他做出决定后，带头领着众人向前闯，一边躲避滚落下来的山石，一边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背着伤员，向这足有100余米长的“鬼门关”硬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