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交响70周年”这项浩瀚工程，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颇有些一言难尽的意味：“起初，有这个构思的时候，大家都兴奋得不行，但随着工作逐步展开，才发现无论是乐谱梳理、版权确认还是录制协调，我们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工作。有同事开玩笑说：‘真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

　　为担起《中国交响70年》的辑录重任，上海交响乐团组建了包括乐队、节目、艺术档案、舞台技术、谱务、场务、媒体在内的项目组。根据专家组开出的曲目单，上交艺术档案室先期整理了上交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国作品录音库”。自工部局时期以来，上交已演出收录过的中国交响作品达133首。经比对，本次要出版的70部中国作品中，有31部在上交历史上有过录音。

　　于是，上交组建了一支由指挥、演奏员、档案、录音师构成的团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审听历史录音。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加之部分作品年代久远，现场录音效果欠佳，无法达到音像出版的要求。目前计划只保留其中的25部。这意味着余下的45部作品需要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录制。

　　迫在眉睫的是作品版权问题。即使是有着丰富合集出版经验的上海音乐出版社，面对数量繁多、情况不一的作曲家群体，解决版权问题仍是一项细致、繁琐却不容小觑的工作。在近70位入选的作曲家中，除去已在音著协登记的，有超过三分之二者需要上海音乐出版社逐一联系、沟通、取得授权。

　　由于某些作曲家已身故，家属又难以寻觅，两家单位只得联合发动所有身边关系，四处打听，为作品“寻主”。譬如江定仙先生的《烟波江上》，经人“指路”，几经辗转方才通过上海音乐学院找到其家人。而这样的作品几乎占到了所有待录制总数的一半。

　　获得版权后，租谱问题紧随而来。作曲家的谱子分散各处，其中相当一部分还签在海外的出版社。整个过程，意外繁难不断。如谱务发现马水龙的《梆笛协奏曲》只有总谱没有独奏谱，可老先生已经过世，家人也联系不上，作品同样未在音著协有过登记。最后只有听从法务建议，请主办方代为登记并支付相关费用。至于独奏谱，只能由谱务根据总谱自己“抄录”下来。

　　进展到录音现场，就得仰赖舞台技术部精兵强将。上交85后录音师王鑫（见下图 郭新洋摄）独自挑起70部作品的录音大任。“现代一点的作品，我会选择颗粒感比较清晰的制式，出来的声音更实。而老一点的作品，我则会出于整体音响效果的考虑，去选择空间感强的制式。因为这样能够尽可能地显出历史的感觉，比较‘复古’。”王鑫的心里装着一个音控台，对于各种参数了然于胸。他透露，一首交响乐作品的录音平均会用到16-24个话筒，再根据不同指挥的个性要求做些调整。而当遇到一些音量较轻的独奏乐器，像是二胡、箫、笛子、双簧管这样的，还要他这个“救火队员”，临时布阵，补话筒点位。现场录音完成，后期的编辑同样费工费时……

　　本报记者 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