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2日18时左右，何先生驾车在上海某区十字路口等待红灯时，被该路段电子监控设备抓拍到有鸣喇叭的行为，而《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机动车禁止在上海市外环线以内鸣喇叭。

　　同年6月30日，何先生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处理上述事项，交警支队向何先生出具《交通违法行为处罚事先告知书/确认单》（以下简称告知书）和《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对何先生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何先生虽然在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确认并缴纳了罚款，但对处罚决定不服，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处罚决定。

　　一审庭审中，何先生称自己当时并没有鸣喇叭，交警支队提供的照片不能证明鸣喇叭的行为，照片中自己车辆上的椭圆形印记是人为添加的。交警支队则认为，照片中车辆上的椭圆形印记证明该车辆有声源，是由声呐拍抓定位系统后自动生成的，不存在人为添加的情形。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交警支队认定何先生鸣喇叭的事实是否成立，交警支队提交的电子监控设备记录的内容是否具有证明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本案中，交警支队提供的电子监控设备拍摄的照片与告知书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何先生于2018年5月12日18时02分实施了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违法行为。因此，交警支队作出处罚决定的主要证据充分。同时，交警支队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并将处罚决定向何先生进行送达，保障了何先生的程序性权利。为此，上海一中院作出上述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