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民晚报曾在1965年3月2日头版刊登过《十朵红花向阳开——东海舰队十个上海籍女战士学习雷锋记事》的报道，五十多年后，10朵“红花”中的8位上海女兵重聚一堂，共同回顾部队红色基因，叙说往日的梦想与精彩……今天，新民晚报纪实版刊登她们半个世纪之后的聚会，今昔两张合影的对照，彰显了这些女兵在军营里成长的火红青春，时间的沧桑显示出对岁月的缅怀，以及今日的安好。

　　54年前的1965年3月2日，《新民晚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十朵红花向阳开》文章，讲述了曾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称号的十位上海籍女战士的先进事迹，她们1961年分别从上海第八女中、第九女中、培明女中等学校报名入伍，经过部队几年的艰苦磨练，在通信保障方面恪尽职守，努力奉献，分别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五好战士、技术能手，先进事迹被多次宣传表彰。她们的名字是:何菊梅、胡海花、王鹤星、李素琴、尤凤芳、陆英美、李祖华、徐静芳、林梧贞、丁玉华。

　　不久前，“十朵红花”中的八朵红花在上海喜相逢（林梧贞年初离世，徐静芳身体欠佳未到），年近80的姐妹们说：“我们聚会怀念曾经火热的军营生活，我们不是姐妹胜似姐妹，战友之情永生难忘。”

　　胡海花

　　关键时刻显身手荣立战功

　　胡海花就读于上海市第九女中初级中学，当年西藏部队来学校招军事翻译，学校推荐了胡海花，可惜她通过了政审，却体检不合格。当海军来学校招兵时，因为之前政审过了，胡海花直接被招收入伍。

　　参军到了部队后，胡海花才知道原来工作就是接电话，不但要把几百个电话号码背得滚瓜烂熟，而且面对蜂拥而至的电话亮灯，必须分辨轻重缓急，迅速接通。于是，每天念经般地背诵电话号码开始了。胡海花说：“我夜里醒来也会爬起来背，有时候半夜里和王鹤星两个人一起对背，一定要记牢再睡下。”“那个时候年轻啊，十几岁的小姑娘，记性好，几百个号码我差不多一星期左右就背熟了。”

　　胡海花回忆起上世纪的崇武海战，那天她值班时，指挥所来了一个电话，命令一定要立即接通，情况十分紧急！由于业务熟悉，平时积累了经验，记住了很多迂回线路，胡海花克服线路障碍，几经迂回终于接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为此胡海花荣立了三等功，这也成为她部队生涯最大的亮点。她说：“这是我人生最光彩最值得骄傲的事。”

　　何菊梅

　　扔手榴弹紧张得差点闯祸

　　初中毕业前，张家口市军校先到第八女中招生。何菊梅的父亲不同意女儿去，一是觉得太远了，二是何菊梅的大姐1956年支援大西北去了，哥哥也去了外地。父亲对何菊梅说，妈妈不在了，哥哥姐姐也在外地，你不能再离开上海了……何菊梅只好放弃。

　　后来海军又来招兵，何菊梅首先问：“你们招的兵分到哪里？”’招兵同志回答在上海。何菊梅回家和爸爸商量，“爸爸认为在上海挺好，我也以为每周都可以回家。等来到部队，部队有规定士兵一般不能回家。我刚去没几天想家了，只能一个人跑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很快当时的老班长陈秀莲知道了，她像大姐姐一样找何菊梅谈心，做思想工作，慢慢地疏导，何菊梅渐渐适应了严肃紧张的部队生活。

　　爱哭的女孩子胆子也小。在部队，女兵与男兵进行同样的训练：跑步、打靶、扔手榴弹……

　　“我扔手榴弹差点闯大祸，”何菊梅说，“我拿着真手榴弹，拉了引线，紧张得手直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幸亏旁边的副连长赶紧帮我把手榴弹扔出去，太危险了！这件事后来一直被他们当笑话讲。”

　　胆小、天真的何菊梅，工作上却是一把好手，学习能力很强，学会了很多技能，不仅会接电话，还会修电话。柔软的女孩惹人爱，到了符合谈恋爱的条件后，部队的一位大学生军官爱上了何菊梅，最后成了她的丈夫。

　　王鹤星

　　脱胎换骨的部队生活

　　王鹤星开门见山：“8年部队生活让我学会了怎么做人。”她解释道：“之前在学校里只注重分数，一般成绩好的学生不太会将好的学习方法传授给同学，到了部队之后，我才知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经过部队锻炼后，王鹤星的母亲直言女儿像换了一个人。“王鹤星说，“我入党以后，真正觉得人要大公无私，不能为自己一个人着想，集体观念很重要。”因为有这种精神和品质，王鹤星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市长途电话局维修公司后，被推选为工会主席。

　　虽然后来在地方上工作了很多年，但王鹤星说，是8年的部队生活奠定了她整个的人生观。她说：“我原来胆子小，经过部队锻炼后不怕艰难困苦，越困难的地方越锻炼人。当过兵的人没有畏惧感！”邻居对她的评价是4个字：脱胎换骨。

　　“人们都说我们是十朵红花，我觉得金花、银花、包括如今的万紫千红各种花，其实都很优秀。比我们后面当兵的66年、70年的兵，到了地方后，都比我们工作出色。”

　　徐静芳

　　电话机就是手中枪

　　1965年3月的《新民晚报》这样报道：

　　当这群姑娘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女式海军服时，心里都乐得开了花，脑子里飘浮着各式各样的想法。李素琴想当刘胡兰式的英雄；王鹤星希望到军舰上去迎风破浪；胡海花、尤凤芳等却想到最艰苦的前线去杀敌立功；想得最简单的徐静芳也想有一支枪。却不料她们都分配在电话机总机房里，整天和耳机、电键打交道，心里真有些不乐意。连长和班长知道她们这些想法后，多次和徐静芳们谈心做思想工作，把这些糖水里泡大的姑娘培养成真正的战士，真是花费了一番心血啊!

　　徐静芳曾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电话机就是手中枪

　　当兵都有一支枪，

　　我的与众不一样，

　　塞子、电键和耳机，

　　紧握手中如刀枪。

　　韩其全、尤凤芳

　　为了工作分居20年

　　尤凤芳在部队服役13年，是“小花”中留在军营里年头最长的。

　　尤凤芳1961年在上海入伍后，先是当话务员，后来调到了机务组修仪器。1969年尤凤英与技师韩其全喜结连理，新婚燕尔韩其全就被组织外派执行任务，结束后回到宁波东钱湖部队。

　　而尤凤芳在上海生下儿子后，1974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邮电交换机厂工作。由于表现突出，专业技术出色，被单位派出援外，回国后又被组织送到邮电部厂长进修班学习。改革开放后，邮电部工业局与比利时合资，成立了上海贝尔公司，尤凤英担任了部门经理。1990年韩其全终于回到上海，结束了20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

　　追忆往昔，尤凤英由衷地感慨：“我们晚年生活很幸福，我们很知足。”

　　陆英美

　　“很严格”的训练使我一生不犯错误

　　采访陆英美，她一直在强调“很严格”这三个字，她说：“刚入伍，对严格的部队生活非常不适应，连小说也不能看，也不能单独外出，作息时间都有严格规定。”

　　陆英美是单亲家庭，不爱说话，每周的班务会班长要求每个人必须发言，内向的陆英美就这样慢慢练了出来。

　　部队不仅要求严格，还要能不怕吃苦。陆英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时候学雷锋，天不亮就要到家属宿舍倒粪便，大粪桶很重，粪桶必须倒干净，但大家都抢着干重活、累活、脏活，唯恐自己落后。

　　陆英美说：“严格的部队生活，让我这一生都不会犯错误。”

　　有意思的是她与丈夫的邂逅。第一次是在麦贤得英雄事迹展览会上，陆英美担任讲解员，而他是其他部队派过来工作的，两人认识了。第二次是在列车上，陆英美学雷锋到铁路上当义务列车员，他也去了。第三次是军训队到学校去，两人又碰面了。就像上天注定的缘分，一根红线将他们连结到了一起。

　　李素琴

　　不懂“后门”是什么

　　从学校直接到部队，很单纯，不知道到部队干什么就入伍了。

　　“当了8年兵，是我青春的写照，是我们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岁月，”李素琴说，“那时当兵是很光荣的事，不少人说我们是开后门进部队的，我们都不懂‘后门’是什么。”

　　复员之后李素琴换了很多种工作，但不管到哪里，别人对她的评价都是不怕吃苦、不甘落后、善于学习。

　　李祖华

　　带着书包去了部队

　　“那年7月底，我在家里复习准备考高中，班主任找到我家里，告诉我海军在招无线电兵，家里好几个人在无线电厂工作，都认为挺好的，于是我就去报名并被录取了。我以为是去读书的，还带着书包，就这样到了部队，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李祖华这样回忆道。

　　丁玉华

　　为上海兵增光

　　丁玉华是从市九中学初中毕业后入伍的。在部队服役了4年，早上出操，晚上紧急集合，从不习惯到习惯。班里开民主生活会，大家说上海兵不能娇气，她就从吃大蒜做起，把大蒜包在馒头里，一口吞下去。她说，凡事要为上海兵增光啊！

　　后记： 这次退伍女兵聚会，来的不仅有当年新民晚报道过的8朵“红花”，还有各个时期入伍的“红花”，三代曾经的东海舰队通信女兵欢聚一堂。年龄最大的是80多岁的老班长林凤兰，她1956年入伍时，还经历了语文、数学考试，最后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当年18岁的大姑娘，如今已是八旬老人的“大姐”，仍然精神矍铄，英姿不减当年。而与会的老站长徐顺菊，1960年入伍，工作勤恳，技术过硬，曾两次在执行重要任务中荣获三等功。

　　朵朵红花向阳开，青春作伴谱芳华。女兵们昔日英姿飒爽的模样，在今日挺得直直的腰板中、微笑中还能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