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又来到了，一个感恩的节日，我又想起了老实巴交的父亲来。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工人。某日傍晚，父亲早早回家了，手里拎着草绳系着的一大块猪肉。我眼睛立刻放出了异彩，母亲却把我拉到一旁：“你爸今天去献血了，这肉是用献血的钱买的。”我瞪大眼睛看着母亲，沉默了。那年代，吃趟猪肉非易事，既要钞票，又要配给供应的肉票。吃惯了青菜萝卜的我见了猪肉自然兴奋不已，可知道了原委，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父亲听说厂里可报名献血领营养费，不假思索捋袖献了二百五十毫升的鲜血，拿到了四十元营养费和三张“一人献血、全家光荣”的书签，下了十三路电车，直奔长宁支路菜场的肉摊头。

　　我端着饭碗吃着香喷喷的红烧肉，看到父亲手臂上凸起的血管，想到父亲暗红色的鲜血汨汨地流进晃动的塑料袋，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流。我放下了碗筷，躲到后房间去擦眼泪，回到桌上，再也没有去夹红烧肉吃。父亲却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脑袋：“吃吧，吃吧，想那么多干嘛？”

　　童年的我家境比较拮据。小学时我的学费几乎是全免的。到了中学时代，父亲见我已是校学生干部，继续免缴学费怕我自尊心受到伤害，便想着法子节约开支。父亲烟瘾很大，几乎每日一包烟，买的是二角二分一包的“劳动牌”香烟。为了给我缴学费，他便抽起了一角三分一包的“勇士牌”，将每天省下的九分钱让我塞进储蓄罐攒起来。我心里过意不去，时常会懂事地帮他买“劳动牌”，再装进“勇士牌”香烟壳子里。父亲发现后大发雷霆，斥责我不懂事。从此，我再也不敢帮他买“劳动牌”了。

　　父亲一般不递烟给人家，怕人家不抽他的“勇士牌”，他也不抽人家扔过来的烟，怕人家讲他“门槛精”。有一段时间，父亲还向邻居借来卷烟器，买来烟丝和白纸，自制起香烟来，我也时常帮他卷烟，还觉得蛮好“白相”的。逢年过节，我征得父亲的同意，用自己的零用钱去烟纸店帮他买上几支“大前门”香烟（那时的烟纸店香烟是可以拆零卖的）。父亲抽着“大前门”，向空中吐出一只只的烟圈，看上去，他还是很开心的。

　　整个中学时代，我没有再免缴学费，全靠父亲抽低端香烟省下的钱。闲暇时，他从床上的席子底下翻出我在学校获得的一叠奖状，用手指蘸着口水数着，看得出，他对我在校的表现还是满意的。而父亲献血得来的三张书签，我至今都珍藏着。

　　那些年的夏天，吃只西瓜也要凭小菜卡限量供应。一个夏季，能吃到两次西瓜算是好的了。父亲便想着办法让自家孩子吃到西瓜。他见长寿路上有一家果品店每天供应“剥皮”西瓜，便上班时就拎着两只钢精锅子去挤电车，下班后就去排队买。所谓“剥皮”西瓜，其实就是只卖瓤不卖皮的开封大西瓜，这种西瓜皮厚，据说留下的西瓜皮要加工制成罐头食品出口。不过这样一来，倒是也给了买不到西瓜的老百姓享受美味的机会。买好后，父亲在两只钢精锅子的拎襻上系一根厚厚的布带，脱下汗衫搭在肩上，赤着膊，屏着力气拎着这两只沉甸甸的锅子，汗涔涔地从曹家渡电车站拎回家。我津津有味地一匙一匙吃着西瓜瓤时，父亲却满头大汗地坐在一旁喘着粗气。

　　父亲驾鹤西去已二十多载了，每当记忆的海浪翻出这些事情，我总感到，父爱无言，却无边。它默默无闻，却寓于无形之中，仿佛阳光一般，洒满了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