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的同事小吴，是个年轻的美女兼才女。她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又嫁了个好老公，有条件享受，也懂得享受。但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子居然也做起了女红。那天中午休息时，我到她办公室去取份材料，推开半掩着的门，只见她正坐在办公桌前，飞针走线地挑着十字绣呢！微风从窗口徐徐吹入，轻拂起她披在肩上的几缕长发，小小的空间里，寂寂无声，香熏微微。

　　女红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三千多年的农耕历史，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习惯。纺纱织布、缝衣做鞋、描图刺绣等，举凡妇女所专长的这些技艺或物件，后来均被称作“女红”，并被演绎成一种风尚。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四个方面来衡量，其中的“工”，即为女红。

　　这样一种选择标准，难免掺杂了些许夫权意识，但女红所蕴含的持家美德和真挚情感，却始终占尽上风。唐朝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成为学生课本中的经典篇目，即使日长时久，照样倒背如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许多戏剧舞台上，也常常会出现旦角儿穿针引线的场景，音乐似水，灯光如纱，人和整个场景恰若一幅工笔画，美轮美奂。

　　正因如此，所以，女红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凡风吹草动，便惟恐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消了影踪。当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逐渐疏远了缝缝补补的活计，那些曾经代代相传的针线盒、顶针箍、针拔夹，乃至缝纫机等工具也变得可有可无，至于纺车、织布机更是成了收藏品，面对这样的变化，有人便颇为焦虑，不禁发出“庸线懒针，几曾作女红”的感慨。

　　然而，这样的担忧却是多余。事实上，作为一项民间文化艺术，女红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失过，且不说，这一边“浅草才能没马蹄”，只须看，那一厢。早已“几处黄莺争暖树”。

　　每年，我都会回故乡探亲访友，至今也仍然会在街头巷尾、房前屋后，看到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大嫂大妈们聚在一起打毛衣、做针线，嘴里不住地闲聊着，吴侬软语的声音显得格外甜糯亲切。

　　不久前，我去沪郊一个乡村文化中心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几位农妇戴着蓝头巾，在一幅幅绷紧了的土布上娴熟地绣着“十字挑花”。我不觉停下脚步，静心观赏，恨不得等有人完工，要了一幅过来。

　　更多的年轻女性，则以另一种样式亲近着女红。从表面上看来，她们似乎只在意自己能否成为靓丽的美女，瑜伽，瘦身，美容，美甲，成为她们追求的时尚潮流；但是，她们深谙一个道理——没错，现在不再需要手工解决全家的衣着冷暖了，但女红，既可作为一种消遣，更能用来颐养身心，于是，她们会顺着潮流的发展，有意无意地为女红注入新的元素，将十字绣、窗帘、拼布、绢花、手包、玩偶、串珠等手工艺制作，纳入自己的休闲选项，搞得风生水起。

　　这样的传承创新，不仅给女红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让女人们变得更加养眼。一个女人在做着女红，随随意意地编织各式工艺品的时候，她们便摆脱了尘世的喧嚣和纷扰，手动着，心静着，眉清清，目秀秀，好一个淑女的形象。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呵呵，就在这不经意间，古老的《诗经》居然也被激活了，女红的婉约情致，真是历久弥新，又哪里会轻易消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