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在电影里头唱歌，唱老百姓喜欢的歌，这可谓我的“初心”。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阶段。我加入了湄潭中学成立的抗日民族救亡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分支机构，真正地投身到了抗日活动之中。我唱过很多救亡歌曲，也因为游行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姐姐和姐夫一起来找我谈话，他们给了我两条出路：一是到附近的育才中学去念书，二是到延安去。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要到延安去！”于是12岁那年，我去了延安，成了鲁迅艺术学院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最初，我在戏剧系，是出了名的调皮鬼。后来我转到了音乐系，经过冼星海老师的调教之后，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态度。在这一学期中，我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两次获得了声乐考试的第一名；后来在大连演出《黄河大合唱》时，我还担纲了女声独唱的重任，并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1946年，我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李群寄来的一封信，里面还附了一本新创作的歌集，歌集里面有李群作曲的一首歌。她的歌诱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正好那时快过年了，东影厂要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在一时的冲动下，也写了一首女声二重唱的歌曲，和苏民一起在台上演唱。本来只想展示一下我的声乐才华，谁知厂长袁牧之和艺术处长陈波儿却对我的作曲特别关注。1947年初，他俩同时找我谈话，竟要我担任即将摄制的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的作曲。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开始不肯答应，后来被说服了。谁料，那部处女作竟然改变了我多年来的志趣，从此跨进了电影音乐创作的大门。

　　上世纪50年代初，我调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上影厂，我和许多著名导演进行了愉快的合作，比如和导演张骏祥合作了《淮上人家》《燎原》，和导演吴永刚合作了《秋翁遇仙记》，以及与谢晋导演合作了《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春苗》《牧马人》等影片，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摄制组成立后，我也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开心。我在自己酝酿创作之余，经常到现场去看拍戏，找导演及其他创作人员进行交流。其中，为了找适合影片的革命歌曲，我还和谢晋发生过不小的争执。开始我们意见一致，要找一首现成的连歌，可惜总也找不到。最后我只得向谢晋摊牌，现成的没有，只能由我自己来写了。听到这个建议，他并不一下就赞成，其他的创作人员也一致希望我再找一首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我却觉得不行，电影是海南岛的电影，因此音乐也要有海南的味道，还要有妇女的特征。我特别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且保证能写好！他们看我态度这样坚决，终于被说服。等我写出第一段的初稿，唱给他们听了之后，再也没有人反对了。 

　　从声乐转为作曲，似乎我在银幕上唱歌的梦，无法实现了。但换个角度看，我写出来的曲子，更多人来唱，我的梦想在作曲中实现了。我的成功的作品里面都有一首歌。

　　我喜欢用“人生金秋”来形容我的晚年生活，位卑未敢忘忧国，老骥伏枥志千里。我这一生并没有什么更大的作为，但自以为这几十年的生涯过得并不算太平庸，创作的一些歌曲至今还在流传，还激动着人们的心，让我很欣慰。我很同意谢晋的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有多少力量就贡献多少力量，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文艺家谈初心

　　责编：吴南瑶